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得知莫言获诺奖的那天，我只在微博里发了一句话“@北京老虎庙：这黑夜我只想到了那把空椅子……”之后我不再言声，直到今天。
　　原《南都周刊》记者杨猛在本期《阳光时务周刊》刊发大稿《莫言的魔幻东北乡》——顺便得说杨猛这篇稿子写得清新，富韵味儿，正契合用文学写文学家的意思——是我读杨猛文字里最喜欢的一篇。
　　我之所以迟迟对热点话题不做言表，实在是我尚无法迅速辨清“时务”。但愿别被认为是观风向下菜碟儿的意思。
　　我对杨猛说，我和莫言有过谈话，在场还有史铁生夫妇，那是零五年的事情，是在北京现代文学馆我们四人聚餐中……    

　　还是想重复我的一句老话：对待目前的新旧交替，你可以期望，但不能寄托。前者只在黎民于窒息中有所喘息，但不证明你可以全身委托。
　　从近期一些迹象来看，通过微博，乃至其他途径对之前痼疾的揭露似乎有摧枯拉朽之势，但对以往的依恋和政治智慧的缺失令旧制度依然顽固。我因此忽然明白草根仅仅只在发怒，因为草根，因而局限。
　　新的工作目标纷至沓来，经济工作会议开到通宵达旦。与此时，有不可告人的资金流悄然加速度流动，去向不明，行为狐疑，行动却一刻未曾减缓，这事情叫上头很头疼。
　　那个叫什么什么“庄”的地方，忽而一天里释放数万禁民，却转而有新人批量转入。

　　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能够揣摩出中央的政治风向，猜度官员宦途的兴衰以及今后一阶段党的中心工作目标，从而校对跟进计划，这盘小菜儿不可低看，是关乎人生前程，运命兴衰，乃至婚姻、金钱的圆满；从上级的报告里摘取关键词，总结出某个一，某一个二，某一个中心，某一个要或不要，从而显示出迅速融汇贯通的口舌本领。成为官场通途的重要秘籍。这是和省委直属机关子女们接触而产生的强烈印象。虽然还只是些孩子，却已把父母的那套活儿玩到精致……
　　官员们只看上级的眼色行事，法律则悄悄漏出指缝。

　　前年开始制作大型音画系列演讲录《努力走向公民社会》，期间包含了艾晓明（中山大学教授）、崔卫平（北影教授）、徐友渔（学者）、艾未未（艺术家）、夏业良（北大教授）这样的学者、艺术家、教授等共42人，44集。一时间该片风靡中国大地。后来在我单车行走长江以北各省的时候见到许多年轻朋友，他们几乎都是以此片与我相识“一直在期待你新的系列演讲录……”，令我感动！2010年，我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又连续采访了沙叶新（上海人艺院长）、程巢父（上海人艺编剧）、何方（张闻天秘书）、刘锡伟（精神病学家）、杜光（中央党校教授）等。
　　采访这些人来共同组成一个人物阵列，前者如年轻学者，后者如前辈民主志士，是我后来闲暇时的体会，是逐步认识到的。尤其是在与老一辈们的谈话中，使我真实地认识到了公民社会ABC。在采访程巢父老先生的时候，他拿出十几本精心搜藏的民国时期公民课本为我展示。我得知他正在一本本一页页地复印、装订，然后寄给他所认为需要的人。告别上海，离开程巢父老人已经两年，而这两年里我的邮箱里一直不曾间断过他的“来函”，那实际上是一封封各种文钞，民主檄文。我知道程巢父以八十高龄是很难操作电脑的，可由他寄给我的如此邮件三天一封，两天一封，竟然一直未断。
　　在采访何方老人的时候，他对我和崔卫平一字一句地介绍他们小时候是如何学习公民课读，如何学习开会、学习举手发言、学习表决、学习如何公平效率。也是在和这些老人交谈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努力做好公民的点点滴滴和公民守则ABC。

 【“独行侠”是谁】1953年生人，本名张世和，网名老虎庙。公民记者，纪录片编导。2004年11月7日，老虎庙目睹并报道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发生的杀人事件，被中国网络评论家keso评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2007年万里单车行，写出了中国底层的艰难困苦，途中有关方面特别发文禁发他的消息。他关心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流民，兴建流民公房。关注兴建奥运场馆的民工艰难生存，写出了太平繁华背后的真相。在博客大巴、搜狐、网易、凤凰、和讯、新浪、博客中国、1510部落均设有博客，通用博客名：24小时在线博客。

【“独行侠”自述】我去国内一些地方，总有朋友问我‚最近在哪里，还在骑车吗？网端则有朋友直接称呼我是“独行侠”、“游侠”‛等。
　　的确这些年我是跑了些地方，而且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单车。2009年国庆前，我从湖北襄阳出发，经鄂、陕、川三省抵重庆。当我风尘仆仆地站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下时，围观人群里有人问我：你是为支持北京奥运会骑车征集签名的吧！听此话我当即火冒三丈。干他所说那事情的人这些年的确不少，但又怎能是我呢？在我出行前所写“此行目的”里明确道：此行我是要观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在重庆全面复辟的。言辞极其尖利，很多人不同意，现在看来则具前瞻。

　　反映少年劳工晚年生活境遇的档案馆式纪录片《生死存档》第一集中纪录的主人公叫李宝平。李宝平15岁时被征召往三线铁路工程。在工程中，李宝平担任爆破手。三年后，李宝平退场返城，再后来做了一名工人。李宝平的地位在那个时刻被无限放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能不被誉为是这个国度里的“领导阶级”。而后尤其的是李宝平加入了共产党，这使他有资格在我们的镜头前说“我也是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与其舆论上在此国度永占至高名份来比，这个老党员目前的生活状况却似乎显出些无奈。这里的为什么他看来不能明白，这也是很多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们也不能明白的问题。李宝平常年卧床，对氧气机很依赖。他面对镜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准备自己走维权的路……”；而他面对镜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是希望政府能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的困难群体，独特的群体拿出一些办法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疾病问题……对给国家做出了贡献的人，不要让他们过去流了血，现在流着泪，在贫困线上生死线上做垂死挣扎……”

　　当我们赶到蔡家坡拍摄三线学生，风枪手班长刘秦岭的时候，刘秦岭刚从医院抢救返回。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刘秦岭数次提到“我现在是按照天天活呢”“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活得已经很没有意思了”“把我家里人连累了，没有想到最后落个这下场……”。尤其震撼的是刘秦岭在我们采访结束临走时，说了一句“我现在都是重点‘维稳’对象呢！”所有在场人听罢，一片默然。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把这话的意思改装一下放到这里。在“最后的时刻”，并非劝善，而是终于敢吐真言。
　　刘秦岭是学生党员，当年在三线施工表现好，后来修路结束被留下培训，培训结束就直接成为学生出身的农村公社干部，在陕西麟游县长烽公社度过了人生青春，任公社团委书记。

　　这些人17岁时被当做劳工征召到中国腹地的三线地区修建一条中国有史来地质最为艰险的钢铁道路“襄渝线”。时隔42年后的今天，这些方才如梦初醒，方才有了公民初浅意识的花甲老人们开始走上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多坎坷的维权之路——为42年前他们的人身权利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成年人的受侵害声张正义，要求权益。
　　42年不做清醒，不证明事实和损害就不再存在，这尚可理解。而42年同样不做清醒，并且从来没想过要去向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政府就实在是大错特错！这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个政府都不能如此放肆地公然践踏人类公德，但是他们做到了。我因此认为这些个老人们遭遇的一切，已经不仅仅是他们这25800人的不幸，而是这整个社会的巨大不幸。因为，它带给整个社会的破坏将在方方面面处，犹如毒瘤一样渗透，渗透，直至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被彻底吞噬。

　　西北政法大学青年教授谌洪果为学术举办读书沙龙屡遭挫折，此事在网端渐成风波。此间我的工作室全程跟踪了事件经过并保留下大量资料。
　　相关事件发展进程有以下文字可参看，在此不作赘述。本文只对顶着压力举办的第三期谌洪果读书会全程视频做个必要解释。因为事先接到通知，有无关人员会强行到场，为避免麻烦，我采用了微型摄像机。按说这架机器成像质量为准专业级，不会因为小而耽误。却不想现场谌教授被迫是在只有一束顶灯的楼道里举行读书会，光线很糟。现在大家看到的记录便是在光照度极其差的情况下所拍，故请谅解！好在所拍内容极具价值，是记录我们所处时代的珍贵影像资料。

　　西北政法大学年轻副教授谌洪果顶着校方压力，举办“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项目之“CSC读书沙龙”两期后，遭到校方以及“上头”无理威逼：不许读书，成中国高校教育一大丑闻。（详情见）
　　谌洪果教授于2012年11月24日下午，不惧威逼，毅然在自己办公室里继续举办读书会。未曾想响应前来读书的大学生、社会人士、兄弟院校师生以及外省前来的律师等济济一堂。最终读书会搬到了该校行政主楼二层过道及楼梯上完成。
　　读书会进行了二小时左右，现场行迹可疑者有四个。同时，互联网上为谌教授叫好声不断。本工作室参与了全场拍摄，为唯一影像记录者，甚感荣幸！

　　这座城池被号称为中国最古老，城墙保存最完整的古城。这就有那么点不可思议了。关于中国政府决定拆除它的城墙时的号召与今天又被政府利用于申请“世遗”同样是轰轰烈烈，而这个时隔仅仅四十年，对于一座千年古城来说的确短暂。
　　在认为城墙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并因此决定拆掉城墙的时候，西安，这座废墟里的帝都也曾为此而沸腾过。
　 　拆城的事情，现在连我的哥哥姐姐也记忆不清了，可是他们是亲自参与了的呀！而那是的我也只在小学三年级，正在小学里接受共产主义洗脑。无奈这些个西安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大伯大婶、爷爷奶奶们在他们一生的社会主义生活经历中已经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精疲力竭，整日里就只为家中那点不得不为之发愁却 又不得不只能偷偷摸摸叹气而折磨，因此他们是最快忘掉这些个陈年劳什子的受害人。去年我去看望哥哥姐姐们，他们正拖着老胳膊老腿儿投身激情燃烧的街头红舞 中，“赶上了幸福生活”，“老百姓和党”，“让我们多活几年。”他们看起来是幸福的。我就问“孩子们呢，他们也幸福吗？”回答当然是幸福的。可是儿子对我 说“我厌恶你们老一辈的（政治）争斗……”

　　或许有许多的人会问：这些日子高流恩也去广场参与维权吗？
　　流恩是25800名当年（1970）被遣往秦巴山中修铁路的17岁的孩子当中之一。时隔四十二年后，这些老孩子“忽然想到”我们本该继续读书而不至于如群盲活着；或许我们该生动着人生而不至于以为自己曾经对得起国家，后半生尚存无悔……
　 　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任何痛苦莫过于四十二年后才感到了痛。而对此政府竟然没有记起！因此政府无从痛感，因此政府坚信无责，有责只在前任，在历史， 在那个荒诞不经的时政。政府的谈判代表竟然认为这样的苦中国人谁都受过，这样的苦“和我小时候用手在农村的羊圈里掏粪又有什么不同？”因此结论为“小题大 做”“你们这些城里娃呀！”……我听那段录音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了我的什么都不是！
    可是政府似乎又暂时性恢复了记忆。就在时隔42年后的今年春上，政府忽然下发文件，对死亡及伤残人员有所抚恤……

2012年11月15日，学者；自由撰稿人；大学老师；川人宋石男在西安外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进行了一场演讲《论公共知识分子——从李普曼到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