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在这个世界上，“说谎”本是很娱乐的一件事情。比如美国民间的说谎家组织，便是划归“俱乐部”范畴内的。说谎甚或可做幽默理解，充其量可以认为它是幽默里较之极端的一个分支。但是当社会充斥人与人之间欺诈，弥漫着人人之间的不信任的情况下，说谎就的确可能形成对于他人的侵害。我因此想到在中国这个社会中不可能诞生如此俱乐部的。而美国的这个民间说谎家俱乐部却是可堂而皇之地存在的，这着实需要我们去思索思索。
　　其实美国的说话家俱乐部是具有一定批判精神的，也就是这种批判才保障了它的谎言式幽默的存在合理。该俱乐部章程规定“凡政客是不可以加入该组织的。”解释这个不准许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因为政治家是职业说谎人。”这就好比体育比赛里的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的行止有着天壤之别同样道理。他们之间当然可以相互拒绝。

　　手头案子不少，筛来筛去捡了两样儿，年前去了趟中纪委。
　　给中纪委送案子，一个是要对口，不是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送的。所以后来才有了媒体的质疑“为什么要实名举报，岂不是为秋后算账留下伏笔？！”我则理解，屁股太脏了，不得不捡大的先办。“实名举报”就成为不得之而为之的举措。其实对于已经进无前景，退无后路的冤民们来说，敢于实名举报的海了去了!
　　王岐山上任，办公室还在中央，本来嘛。中纪委监察部设了一间王办。王办里坐着为新调来的纪委干部。据说人还好，毕竟代表着王，举手投足，分寸有加。王岐山上任不久，听各室头头述职，这在谁上任是必须环节。前一天，各室气氛紧张，大小头们都忙着撰稿。第二天一个接一个被谈话。
　　进去一个，王说不要念稿，稿子昨天不是已经送来了嘛，我都看了。现在就口述最好。后来出来的头头们大汗淋漓……

　　十八大前后，整个中国社会对这个政党大会表现出强烈关注。我则坚持“可期待，不可寄托”。意指“期待”苦难百姓多少有个喘息瞬间，哪怕短暂；“不可寄托”则意味着它给予我们曾经的希望和失望，一样显得过多。它给予我们的超负荷承重，令我们已难忍受。
　　这是中国现今社会的特有现象，你很难说它正常。在民主社会政治里些微的变化乃至规模化转型都在宪政监控之下。而我们则取决于一个党的会议，一个换届和因为换届而更换了的党头儿。这叫我想起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冷笑话：假如毛泽东精神失常，核按钮会不会失控？事实是核按钮还未来得及失控，却有他那屋里的江青失控了，而毛又把和江的恩怨拉扯进了中国政局，后来的事情你知道。
　　十八大终于开过了，那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期待似该兑现了，而且这个传说中的兑现似乎也初露了点儿端倪。但伴随着运动式的摧枯拉朽的反腐行动，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欣喜和隐忧双重感受。

　　反映少年劳工晚年生活境遇的档案馆式纪录片《生死存档》第一集中纪录的主人公叫李宝平。李宝平15岁时被征召往三线铁路工程。在工程中，李宝平担任爆破手。三年后，李宝平退场返城，再后来做了一名工人。李宝平的地位在那个时刻被无限放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能不被誉为是这个国度里的“领导阶级”。而后尤其的是李宝平加入了共产党，这使他有资格在我们的镜头前说“我也是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与其舆论上在此国度永占至高名份来比，这个老党员目前的生活状况却似乎显出些无奈。这里的为什么他看来不能明白，这也是很多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们也不能明白的问题。李宝平常年卧床，对氧气机很依赖。他面对镜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准备自己走维权的路……”；而他面对镜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是希望政府能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的困难群体，独特的群体拿出一些办法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疾病问题……对给国家做出了贡献的人，不要让他们过去流了血，现在流着泪，在贫困线上生死线上做垂死挣扎……”

　　关于伦敦奥运的负面消息我们不愁听不到，中国央视似乎有专门团队最近活跃在伦敦东区以及繁华街头做专事负面消息的打探。我们因此就远隔千山万水听到了伦敦的士司机罢工的消息；听到了伦敦市民对出行受阻表示不满的怨声；听到了伦敦市民对政府耗巨资办奥运导致严重亏损的批评；更听到发自央视的预警：在未来伦敦奥运的日子里将会有一连串儿的社会公众游行示威事件发生……
　　伦敦的市民很幽默，为这些相关奥运的负面消息下了个定义：大赞助商劫持了伦敦奥运会。我有点佩服伦敦人的这个判断，往前推四年，看北京第29届奥运会那就该是“政治劫持了北京奥运”喽。只可惜北京当年没有找到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却不证明没有这个事实。

　　我因为是骑单车考察，时常会遭遇被农民“拦路挡驾喊冤”的事情，这在我走过的十省市里都有发生。因此我认定这种非正常情景已为“常态”。这里就捡几样说说，看看是否能说明点什么。
　　2009年9月，我行止陕西南部的毛坝镇，当我在路边歇息的时候被一农妇连拉带扯地叫回到她家，农妇说是有冤案要诉，她认定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相信“访民”这名词环球唯中国独有（政府够荣光的啦）。做为被访民自称为“中华第57族”的上访人群已经成为一个专用词汇，或者说是“典故”，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研究，而非屏蔽、信息封锁以至视而不见。在此我愿奉献我的一点亲历和见闻。
　　最早出现上访的现象应该是在哪一年呢？通常认为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那些年，时间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1978年底。也就是那一年，我家老爷子被“解放”后赴京任职，我因此也有了一年一次的探亲时间。赴京探亲按说是好事，见亲人，见北京，这在外地人来说，巨大的好奇感、新鲜感，以及开开眼的愿望十分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