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1987年，父亲复职后走马上任林业部第九个年头，遭遇了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事件。仅那一次火灾就损失了相当于苏格兰国土面积大小共1800万英亩的森林，甚至还波及苏联境内的1200万英亩森林。大火燃烧连续一月，若不是一场大范围的林地降雨，想灭火几乎无望。据事后统计，因火灾死伤接近五百人。直接以及波及损失价值总数达到200亿之多。
　　与火灾同期有三个背景需要先说道说道：

　　1977年的某一天，西安钟楼惊现一条大标语：强烈要求陕西省革委会解决仍旧关在杨悟干校的12名部级干部。
　　那一年文革已经结束。向以西安政治风向标著称的钟楼在经历了十年文革风雨后，已经被刷洗一新。多日不见的大字报的重新出现，且是如此高层内容，着实令西安人吃惊不小。适逢文革后，老干部纷纷被“解放”返回工作岗位。老干部的解放成为文革结束的重要标志之一。

　　1953年，我出生在西安城里西门附近一个叫做甜水井的地方。之前，党要求父亲做出选择：一、进藏（那里“问题”尚未解决）；二、转业地方投入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父亲恋家，恋乡，这个我以前说过，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革命家，他很不理解革命成功后还打什么仗？
　　父亲母亲带着分别出生于1947年和1949年的哥哥姐姐辗转由兰州到了西安。驻扎在陕西省公安厅，也就是现在省长办公的地方，叫黄楼（现省政府大楼北侧）。此后，父亲告别了公安系统，转入煤炭行业工作。

　　过大同，走左云、右玉，抵内蒙古清水河界，小憩。
　　清水河坐落在山谷底部。白天里从山头上下来滑行十多里，遭遇雷暴。一时间，雷电鸣闪全在腿间穿梭，秃山上不见一棵小树，避雨毫无指望，我就成了山头唯一突兀物。想起中学课本里有招雷击的说法，顿时惊慌。暴雨刚停又落下核桃大的雹子，砸在头上生疼。我掉下车来趴在地上，将单车压在身上聊以抵御，雹子就砸在辐条上，钢梁上咣咣山响……
　　之前天还不这样，傍晚时分天气尚好，刚过晋蒙界长城关隘，在一个叫做韭菜沟的地方歇息。韭菜沟像是古驿站，稀稀拉拉几户人家。一家修车，两家售卖饭食，有酒有肉。我就在看起来还算人气的一家里坐下。店家切了三两卤牛肉，使黑漆盘子端上半瓶“闷倒驴”，因为我说过内蒙就有了点寒气。

　　我看来看轻了那位“看起来文质彬彬，但却脸上透着凶气的20来岁的小伙子”。后来得知那小伙子人虽年轻，却“管理手段”远比他爸爸凶狠。原来他是江苏籍，和老爸一起来山西发财，跟着大老板打下手承包了这家私矿。听起来是承包，但却是二手转包，所谓大老板在山西没有几个，但却掌握着山西的大部分煤脉。媒体上和网络上被动辄指责“黑心煤窑老板”的人是介于大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这些个二老板工头而已。他们为大老板代言和代打理煤矿，却也和大老板有协议在先。须得完成产量指标和安全指标两项，才可以拿到自己的应得。否则到年底一算，卷铺盖滚蛋的也不少，连承包风险金有的都拿不回来。这里面尤其是后者一项“安全死亡指标”，听起来瘆人。但却是山西的公然规则，既年内死亡超过三人就得关张。在大老板来看关的是一家煤窑，在这些二老板来说则是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正因为如此，我在山西所见的“黑心煤窑老板”关心工人生命安全竟然比工人自己更甚。

　　2007年8月，我在山西云冈一带矿区听到一个最令人震撼的故事；看到一件最让人惊奇的事情和一个真相。这些事情在北京城里是不会知道的。
　　在我到来之前一年，这里一间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死亡工人愈百。由于处理死难者后事不力，一再拖延，导致矿工家属三百多人从外乡赶赴云冈聚集。所谓外乡人又多是川籍。此行一是长途劳顿，二是同为乡亲易抱团，到矿后见政府处理后事迟缓，加之来晋期间日常生活费用令难属囊中日见拮据，又迟迟不见政府出面安抚，最终导致三百多川民暴动。他们堵了109国道向政府讨要说法。接下，又有性子暴烈者开始劫路无辜，以泄其愤。虽是个别，却也令云冈地区方圆地面笼罩起恐怖气氛。结果是，政府从大同调动武装警察实施镇压，抓捕难属难以数计。我到云岗时，事件以及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刚刚平息不久。此其震撼故事一。

　　2007年，是一个矿难频发的年头。其实这个说法有问题，事实上矿难从未止过，只是博客时代让这些资讯的曝光速度加快，透明度增大。在出行前的“策划书”里，我特意把对山西矿区的考察列为了重点。
　　八月初，我骑单车进入大同矿区。云冈石窟，这个我自小耳熟能详的地方事实上已经成了空中楼阁，因为采煤，它的地下被掏得千疮百孔。而上头的禁止开采令姗姗来迟。
　　虽是第一次来云冈，我却无心观光。在对和云冈石窟仅一墙之隔的矿区家属居住区仔细观察一番后，我选择在一家矿工家属开办的家庭旅社住下。旅馆主人姓马，五十出头，离矿二十多年，并非退休，而是害怕，干矿工的越干越怕，但凡有点路子的趁早不干为是。这几年，为了生存，老马却又去了私人煤窑里干了起来。老马的挑担（连襟）也在私窑里干，做安全员。工人在掌子面，他在后头观察窑内险情，拿根竹竿这儿捅捅那捅捅，必要的时候喊撤退，这些是他的事情，工资不比撅屁股挖煤的矿工低。高多少，差多少？老马挑担却不对我说，“你问这干啥？”

　　1947年，共产党打下了马步芳。那时候母亲刚生下大哥，正坐月子。有一天警卫员失急忙火地跑来对正在练字的父亲喊：“都分完了，你还在这儿悠闲！”原来马步芳官邸正在被抄。父亲这才随警卫员去了。马步芳官邸大院里的财物堆成了山，父亲的部下翻翻拣拣，不时大呼小叫……我父亲当即重申了纪律：一切缴公。士兵们有所收敛，不再敢随便翻拣。警卫则对父亲说：“字画大概不算财，你又懂，不妨拣几幅。”后来父亲就有了四幅水墨图……

　　1949年后的17年间，中国凡经济不发达区流传一说法：要买东西上京津。“上”指上海，“京”指北京，“津”则指天津。以上所指多是直接关联民众生活的轻工业商品。北京和上海商品门类较均衡，包罗万象，方方面面均有涉及。印象深刻的标志性商品如北京的海鸥半导体收音机、北京牌电视机（挂牌天津所产）、稻香村北京糕点和果脯、时尚衣物尤其是鞋类；上海则有锰钢13型和凤凰18型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红灯牌交流电子管收音机和时装；天津较纯粹些，多以上档次的毛纺织品为标志，大概因了纺织工业的发达。当然天津的天津牌手表也为众目所瞩，和上海牌、北京牌鼎足三立。
　　综上，可略见计划经济之一斑。

   2009年9月，国家大庆，准备工作轰轰烈烈。我不再做生意已经多年，闲极蛋疼，想想坐着也是坐着，就忽然想要骑车走三线。“三线”是指我17岁参加修建的襄渝铁路线那事。我想由湖北的襄樊经十堰，翻巴山，下川东，去到重庆听红歌。人老了，怀旧是难免，我就走了，我把车子从北京寄到湖北襄樊，在襄樊装车，出发。18天后，我站在了解放碑下。我惊喜发现，这里已是世外桃源。我恍惚以为翻开了历史新一页，看到了不一样的人，听到了不一样的歌子。只是这歌子更高级，乐器高级，有被文革中严禁使用的萨克斯，因为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也有大管儿（大管音酷似萨克斯，故同被禁用十年）；有高级的演出服，而那年只有清一色的学生蓝和国防绿，连黑色都属于“一身黑，像美归（国）”。现在解放碑前则好像绫罗绸缎展销会，衣在，声在，人没了。

听广场唱歌，的确享受，疲劳尽扫，顿失滔滔！只是不明白那么多的演员从何而来，也不晓得重庆的文艺界竟如此发达！我到的那会儿，正赶上285期红歌会。好我奶奶，一座城市，竟然把唱歌做成了产业，规模宏大，值得叹服之至。我看见解放碑四圈上金字塔般垒起了木板台阶，轮到新一班人马，就依次走上，底下有乐队，有萨克斯，有大管。每每一首唱罢，底下坐着的统一服装们（红白相间式样）猛挥烈士鲜血染红的旗，暴起一片革命呼声……

我推车去解放碑广场邮政局。去那个我曾经趴着柜台哭喊着要钱的地方。我已经找不到了46年前的影子，邮局却在；我去广场上我曾经在那里买过一只塑料钱包的杂货铺子——因为没钱，所以爱买钱包——铺子也不在了，取代的是一家大银行，大银行门前高阶上坐满乡下来的农民，背篓子随地搁着，嘴里喃喃哼唱，和着三十米开外的红歌方阵。我十分惊奇，“你也唱？”背篓说：“当然，当年天天唱，都会！现在站街头就可以唱了，只当是逛歌厅，还免费！”我推的车子风尘仆仆，装备奇形怪状，引来人们围观。有人恍然大悟，“骑车由北京来，一路签名，为了六十大庆？”那天9月19日，距离大庆十天，难怪有人如此想。

重庆还是那个重庆，解放碑还是那个解放碑，所见，所闻大不一样，只有影影绰绰着一个气场，一个魂灵在游荡，那个魂灵我这年龄熟悉，十三亿人里头至少一半儿熟悉，伴着歌声，逝着青春。

 你大概不晓得在听到毛主席死了的消息那一刻，当时的人们该是怎么个“姿态”吧？这看似滑稽的问题在那时候，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理。并且为此在1976年9月9日之后的工人们中间讨论了很久。有的人说应该原地立定，有的说该哭。后一个说法遭到一些工人质疑，质疑者认为表现出悲伤就可以了，哭的难度未免过大。又有人开始质疑前者，立定可以，这谁都会，并且认为立定不算，还该低头致哀。但是，立定多久算是合适呢？这又是问题，总不能有人喊一声号子，统一行动，更不能从此不走，对吧。毛的死是随机的，和常人一样样儿，谁能预料？

 我所认识到的最早的粉丝（fans）是在1968年，那年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刚刚出道，一时间风靡全国。当然这个“出道”在当时只是被某一个有势力的造反派所邀请而已。有一天才旦卓玛来西安演出，地点在冶金建筑学院北区操场，那时候兴给学校名称冠个花名。比如西安市第六中学就起个东风六中；二十中就起个反帝二十中等。当时的冶金建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被学生造反派们起了个红透顶的名儿，直接叫了“红冶院”。

“打砸抢时期”显然是一历史概念。具体是指哪一年呢？由于文革历史在中国已被禁谈三十年，尤其是在1980年前后短暂的“伤痕文学”时代结束之后，这段所谓有辱党形象的中国共产史被正式舆论所限制，因此没有谁能再做权威论定（野史不算）。这里我只说我所经历的那个时期的印象。

1967年，全中国武斗正酣，打砸抢这件事情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也就甚嚣尘上。

保小对门的37中刚打死人，是一名老师（文革后经王友琴海外揭秘才得知受害者叫王冷）。死人带来的惊骇期并不很长，也就十几天，反倒给我们这些由13岁孩子组成的鹰击长空战斗队以一种意外激励：人都可以随便打死！砸点东西，抢点不是自己的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潜在暗示对于一些思想尚在发育中的孩子影响是轻易的。很多年以后，我们知道了“洗脑”这个词儿，才对此有所悟省：让你的大脑丧失独立意志，成为政治偏执的狂热追随。谓之“洗脑”。

大兴走后门儿之风在中共党史上是该大书特书的。

大概是在1978年，即四人帮倒台两年后此风盛行起。1976年，大批被打倒的特权阶层开始逐步恢复工作。国家大政则在“拨乱反正”、“聚精会神搞四化”。

由于经济工作的小范围入轨，个体人员的命运变迁也随之而来。升学，找工作，两城互调、被侵占房产物归原主，被抄私产归还，被扣发工资逐步返还，直至小到细微的官民关系疏通，人事交往交际的方方面面，都似乎和“走后门儿”发生了化学中和反应。一句话，无后门不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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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爱读书，那是很奢侈的说法，多少有吹牛嫌疑。但要说我很想读书，那是绝对的真实。就我这性格，缺什么就想什么，一生都在猎奇。

　　我就想读书了。那年我住和平门外李家村，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有一天我对书产生极大好奇，之后，几乎天天要去那里，但是书店里没书。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书店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封面的一种书，您能说这还是书店吗？那时候书店里不许说“买”，要说“请”，因为那些个红书都是一人所写，他就是毛泽东。说“请”本书吧，却仍要收钱。这是一件让人脑筋很不好转弯的事情。

　　我去书店还是有道理的，因为除了毛选，除了那种油墨氛围外，还有一本文学书吸引着我——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

　　我常去书店站读，在那时，这举动可不一般，只允许你翻阅目录以及简介，时间稍长，便被当做可疑。只能常常去，每次去看一点，一目十行，我就如此，几乎是在书店里站读完了这本书。直到有一天我攒够了钱，想去把那书买回来据为己有时，才发现，那本书没了。

　　那是1968年，我刚刚十五岁。那年，当官的基本被打倒完了，文学艺术界还在深挖，“大毒草”纷纷被揭露，反动文人被一个个提溜出来。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书店里除了毛选外唯一的文学读物《欧阳海之歌》及其作者金敬迈据传也出了大事……然而这件事情很快被澄清。

​  　　最近，在古城西安出现了一家由青年作者开办的文学书店。

　　书店名为“天籁书屋”，是青年业余作者田夫（按：本人时用笔名）于今年七月一日开办的。书店本着优先为文学青年服务的宗旨，专营中外文学，社会科学书籍，兼办预订、租借等业务。十余平方米的书店每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在书店开办过程中，作协西安分会给予了大力支持，著名作家秦牧在西安讲学期间，闻讯为书店做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题词。 【摘自《“天籁书屋”文学青年办文学书店》】

　　《中国青年报》上的这条消息，现在看来很蹊跷。为什么一个小书店竟会引起团中央机关报的关注呢？但若把此事还原到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背景来看，还原到那个“无产阶级的舆论宣传阵地绝不能被掌握在私人手里”的时代大政治前来审视的话，这件事情就真的非同寻常了。后来的事实亦证明了这点。

读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需求，但这个需求是要我们有所准备的，那便是首先识字。不像吃饭，人生来世就只张嘴便可，从吮吸到咀嚼以至到狼吞虎咽，甚而噎死都可以无师自通。但我要说的是：最可悲者，有嘴没饭，这当然不大可能；而识了字却没书读，却是一个时代的人为事实。这个时代就是毛泽东时代和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间。

自1966年中期始，在全国范围掀起的“反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其震波殃及全国。那时候人人搜毒草，揭反动已经成为惯常。一时间在中国无书不毒，有书必然反动，有书必然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居心叵测……

西安城有个特点，它有城圈，但它并非专事文物损毁为乐事的政府所扬言“保护得最好的古代城堡”。

六十年代，政府号召我们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劳动内容便是拆城墙。你现在叫他敢说一个“造谣”试试，于是乎攻城略池在西安就很形象。春夏之交的六四那年；文攻武卫的六七年；东方红卫星上天的六八年；乃至我今儿个要说的文革中最大的江湖黑社会，至今被人彻底遗忘的民间组织都是在西安城上竖大旗象征胜利的。我的西安城呀，我得美美地把你踩坏一番。你的光环绝非来自政府的业绩，而是来自你的四百年，乃之上溯两千年里所遭受苦难！

在中国，我基本上是不被允许说话的人，在最近几个月里尤显突出。2013年5月底至6月3日间短短的几天里，我的博客在中国网络被全面清剿。

老虎庙口述历史之八：《口述大概范围》  

 1）红色资本家（改革初期西安的工商业态）；2）西安人的天籁书屋；3）1949年前后的开国元勋子女们；4）由文革西安众生相窥视国人；5）红色广场上的慈善大业；6）和访民一起的五年；7）单车骑出家天下；8）做毛泽东少年劳工的一千个日日夜夜；9）我是刘斓涛的麻花兵；10）我身边的女人们……【整理者按9：每一个都是极好的话题，可以从一个个人的经历中窥见一个时代被遮蔽的真实。】 

老虎庙口述历史之九：《木樨地22号楼与天籁书屋》 

说起口述又想起一段往事。我家在北京住木樨地22号楼，这是北京任人皆知的一座知名楼宇，位于西长安街木樨地地铁站南出口。记得父母住那的时候，同楼居住的还有王光美、侯宝林、丁玲、萧三、贺敬之等各界老名人，也可以看出他们共有一个特点：都是文革后复辟回城的牛鬼蛇神。也有像李瑞山、侯宗斌、陈永贵、姚雪垠这样的文革得势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