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是骑单车考察，时常会遭遇被农民“拦路挡驾喊冤”的事情，这在我走过的十省市里都有发生。因此我认定这种非正常情景已为“常态”。这里就捡几样说说，看看是否能说明点什么。
2009年9月，我行止陕西南部的毛坝镇，当我在路边歇息的时候被一农妇连拉带扯地叫回到她家，农妇说是有冤案要诉，她认定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农妇家距毛坝镇很近，三公里，依山傍水，汉江从脚下绕行而过。农妇带两个孩子，有大的在浙江打工，小的是女儿，因有眼疾，守在家中。原本退耕还林八年，不再种地，最多在自留田里培育点蔬菜，自己吃，集上买……正在修建的安毛（安康-毛坝）高速路恰经过农妇的老宅。农民们面临着被征地。镇上干部来做工作，只说是国家不会亏你，修这么大条路还缺你这点安置费？农民们全信了。搬了也搬了，迁了也迁了，“搬家补偿的事情上头却不再有话。”直到路基给腾出来了，路桥也打到和山一样高，几番催问下乡上才分别悄悄通知到每家。农妇对我说“拿青苗地补偿来说，坡地补了300元，平地补了200元，也就当年给过一次。”更详细的农妇说等当家的回来说，因为当家的是党员“他说话利落，说得清楚。”后来当家的党员回来了，他对我说：修路占地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开了工，这咱就不计较了，那是国家的决定。后来叫到镇上办搬迁手续，说是缴五元手续费。后来嫌农民拖拉不办——弄不懂的事情能办的快吗？——镇政府就出台政策，可以代办。而代办要收费，你知道是多少？伍佰元！还有收蚕种费的事情，我们这里养蚕，原先家家有树，年年领蚕种，缴纳收入属正常，可是自修路开始，村上大多农民都没有了桑树，没有了桑树拿啥养蚕？可是乡上照样年年收蚕种费，一收就是几百元……
和这家农夫谈话很是酣畅，这里地处巴山深处，尚不开化，言谈似无顾忌，不像平原上的农人多了些世故。谈话中我问起山民们似乎都在大兴土木，搞私房建设。农夫两口却这样告诉我：政府号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嘛，不盖也得盖，和文化大革命搞运动一样，尤其是沿公路边的催的更紧。国家是补了点钱，那也不过是意思一下。剩下全靠自己借，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我这房子盖了两年了，外面贴的是瓷砖，里面还是水泥毛坯，没钱。”
我问农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向有关单位反映呢？当家的只说了一句：“顶屁用！”农妇则说：“要不我现在见了公路上有记者摸样的走过，就往回拉……”他们还告诉我说，凡是见过记者的人那你就得小心点了，干部迟早要到你家门上来算账。
关于农民们如何被封口的事情我做了录像，可以在本文下面观看。
2009年年底，我在一家日企工作。公司就在央视大裤衩子东侧的铜牛大厦上。公司的纪律很严就不用说了。有一天刚上班，就有陌生人打来电话，说是在网上听说了我，所以就找到门上。原来是几个内蒙古赤峰市的果农因为政府引进粗通冶炼厂，厂址建在万亩苹果梨福地旁，导致果树两年绝产，只挂叶不结果，果树高头开始干枯，农民只好锯下来当柴烧。如今四处打官司不成，集体赶来北京告状，又一次次被抓被拘……我婉言谢绝，解释我正在上班无法接待。午间进餐的时候，我下楼去餐馆，竟然发现那三个电话里的农民一直等在大堂里。我因此改变主意要了几个盒饭，和他们边吃边谈。那天的谈话结果是我答应了去村儿里观察。临分手，农民们似有话说，我让他们痛快道来。农民说“没想到你要亲自去，可是确实有困难啊。”后来我知道了农民说的困难岂止是困难，简直就像深入敌后。2007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曾就此事前往拍摄。被政府和厂方发现，组织了几十号人手持器械追杀。NHK的拍摄人员被迫驾车绕道河北逃回北京。
鉴于农民们所说行动“很危险”，安全无保障，我因此制定了十分周密的行动计划。农民们也自报奋勇答应为我保驾。
我是利用周末去的赤峰市喀喇沁旗河南东村。在东村的前一夜里，我和参与行动的农民们几乎彻夜不眠。二天晨曦微露，我就扛着摄像机进入了潜伏区。那是一片较高山坡处，为了拍摄到凌晨铜厂偷排毒烟的镜头，这里是唯一选择。农民们则自发在四处设岗观察敌情。拍摄大约进行了20分钟，眼看排烟要到高潮，太阳却开始露头，农民们紧忙催促我离开，因为地处高位，镜头里看起来很好，却也被淋漓尽致地暴露在厂区观察面以内。农民们说但凡被发现山头有人走动，追上来也就是五六分钟的事情。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收起了机器……
时值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我此行拍摄的部分素材参与了某NGO组织参会外围的世界村影像记录。我为此写到过感想：
谨以此片/以一个世界公民的名份/参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愿以拳拳之心/献身环球环保事业/谢谢观看！
—— 写于温家宝总理赴哥本哈根之际。
可是谁能想到这期间拍摄的困难。那些极其狭隘又极其专制者，完全视环球人类利益于不顾，却为保全私党面皮百般攻击你是“抹黑”“勾结”什么什么势力。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反人类的人渣。而令我们要深刻思考的却是那些地方政府在其间扮演的角色之恶。
北京有个癌病村您知道吗？
在北京顺义木林镇的后王各庄里，从1997年开始，村里患癌症的人开始迅速多起来。先是一个两个，后来成了十个八个，再后来就成了批量推出，以至在2008年底的一次村民自发统计中，这个仅有一千来人口的小村子里竟然爆出多达29名癌症病人的“惊天大案”，之所以说是“大案”，是因为这29人里已经因癌死亡达25人，尚存在世的也仅剩4人[见下图表]。照常理，如此死亡的规模和速度，已经远远不是“群体意外”或曰“天灾”所能解释，那么不是刑事大案又能是什么呢？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我去后王各庄实地拍摄。之前我在北京希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网页上读懂了该厂。
“生产聚丙烯酰胺（PAM）系列产品的专业厂家，具有生产阴、阳、非及两性聚丙烯酰胺的能力，同进也是生产聚丙烯酸（PAA）、聚丙烯酸钠的厂家。”“产品广泛应用在城市污水处理、采矿、洗煤、石油开采、造纸工业、冶金工业、啤酒厂、食品厂、制革厂、制药厂和屠宰厂等污水处理……”“……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最大限度的满足顾客在水处理、节约用水方面的要求，并力争超越顾客的期望。以还碧水蓝天、育青青世界为己任，以安全、诚信、协作、创新为宗旨。”
十分可疑！否则为什么在建厂之后，后王格庄村才开始连年出现了癌病患者且呈现剧烈上升势态。2007年12月25日，在质疑声不断中希涛公司一郝姓负责人称“该公司主要生产聚丙烯酰胺，这是一种絮凝剂，是用于污水处理的环保产品，整个生产过程没有污染和毒害。”如此解释难能化解村民疑虑，除非找出毒源。而这种怀疑在我前往拍摄时尤其加深。最明显的是厂房距离村民宅子最近处仅一路之隔（路面四米宽）。
在后王各庄的拍摄同样遭遇了我已经非常熟悉的政府阻挡。村长和几个打手模样的人直接进入我的采访对象家中干涉。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不许采访。令我奇怪的是我的行踪村长怎么知道如此之快？采访对象悄悄告诉我村里到处安装有摄像探头。你要是不走，等会来得人会更多。
这次采访被迫结束。当我乘坐的车子离开后王各庄，拐上机场路时，我发现那个骄横跋扈的村长也开着辆小车紧随我身后直到我的车子驶出约2公里外，那辆灰色车子才停了下来。当天夜里，向我提供后王各庄癌病灾难信息的村民来电话告诉我：你走后，国保也到了，而且对你们是谁了如指掌。我就不明白，他们究竟要做什么？政府究竟是何立场？而那些个也住在村里的村长和打手们难道就不怕自己也身染癌病吗？有个网友告诉我说“这就好解释什么叫‘汉奸’了，那些汉奸的父母也身在本土，可是他们为了眼前利益不是什么事情都敢干、能干得出来的吗。”
以上仅举三例，令我们可思考的问题还少吗？这个被称为高度集中管理中的国度却如何政令不通，贯以权威著称的高层决策却处处漏洞，以致可称为没人听你的。就连温总理也在本次人大记者会上也哀叹政令不出中南海。可是这话从前是出自百姓间盛传的“民间传谣”呀，这是不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呢——匍匐下身子，是不是也听听那些民间传谣呢？这世间一贯正确的东西是从来没有的，个别人的决策，乃至一个决策机构，一个政策智囊团，一个政党是不可以战无不胜和永远正确的。真的，你要从自身寻找问题根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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