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275_1337735053g     写毕《非官方杂志<视野>的事前事后》上篇,就不知道如何去写下篇了,实在是想说的太多,头绪却纷杂。后来就凭了经验:写不出不写,回头再杀个回马枪,果然就有感觉。今天就把这个“就有”给记下来,也顾不上什么条理、体裁和章法了。
  关于《视野》标志(LOGO)的出现:LOGO对我来说是陌生的,直到《视野》结束许多年后,我开始从事广告业的时候才忽然想到了拓在《视野》封面左下角的那个小窗户形状的印记。
  在《视野》第三期十六页的“视野信箱”栏目里,刊登了一封署名H.A.E,来自兰州的信,日期是1979年1月8日。“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次他无意间在《泰晤士报》上发现了一条被被检察官漏检的新闻,这是一条关于中国国情的报道:中国就像一座封闭得只有一扇小窗的房子。当然里面挤满了人,而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踮起脚尖拼命想通过小窗向外望望。但这种企图只要被卫兵一发现,那么这些人就将被打入小屋的最底层,使他们永远也见不到亮光。”
  写信的是个女孩子。实际上在《视野》筹备期间她就得到了消息,并且给我讲述了那只小窗的故事,我受到启发并且着手制作那只小窗。
  小窗的图案比较简单,但是那些“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的知识分子着实让我犯难。我是用一条废旧自行车内胎剖开展平代替印章材料的。先在内胎上用圆珠笔描摹出窗户的图案。也试图在那小窗口里画上几位“知识分子”的形象,无奈空间太小。用模拟木刻刀法在柔软的橡胶上刻画,也许画得出,但却很难剪出。后来就放弃了“知识分子”。然后我用剪刀像剪窗花一样对图案进行镂空处理,这个过程还算简单。后来我把“窗花”小心地钉在一块木头上,蘸上印刷油墨就可以拓印了。《视野》的名称记得是和当时的诗人,现在的画家陈克雄商量后决定的。刊物名称的制作也和那只小窗一样。歪歪扭扭,意味着自认为稚嫩的娃娃体,那是我活生生把个正常的字体反复“歪曲”才形成。
  女孩子的信里写道“当我看到那个顽皮的小男孩趴在墙上向外望的时候,《泰晤士报》的那段报道就自然的被想起了。好可怜的孩子,经过了多少斗争,才有权利爬上这墙头呀!现在我也希望我像那个小男孩一样爬上墙头向外望望,那种精神盲人的生活我是过够了,那扇打开的小窗户给了人一种美好的感觉,尽管小,还让人对它充满了希望。”36275_1337735057s  
  七十年代末,物质生活尚嫌贫乏。当个体经济尚未起步,国有经济又只是小心翼翼地停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口号之上时,社会经济整体呈观望态,待拨乱反正状。很多人不能忘记的是那个由“上海金星牌”9英寸小电视到12寸日立黑白电视机,到18寸彩电的出现,再到追捧21寸直遥的漫长而令全民焦心的日子;曾经制造飞机大炮的国防工厂开始用航空材料打造合金铝单速自行车、民用单缸洗衣机、家用电风扇……;制造过坦克大炮和炮弹的国防保密工厂纷纷改产坦克技术民用化的50CC轻骑摩托车、三轮板车……人们相遇问得最多的是“政策会不会变哪?”结论又多是“看看再说最好!”也就是那个年代中央正着手两件大事,一是号召全国人民吃西餐,还有一件就是以外科手术般的动作和态度突击制造简化字,据说是发现了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因为还没有计算机照排技术,全国的报社、印刷厂排版车间纷纷大换铅字块儿。这些都在《视野》的几期里出现(虽然只是蜡板刻印/见图示一)。古城西安的传统文化优势再次发扬。和我发小的有后来成为王朝闻文革后的开山弟子,有当年后因为《西安现代艺术展》而出山的诗人、现代派画家,现任中央的王岐山也在西安的小酒馆里和一帮民间自由思想者侃侃而谈其哲学、其艺术、其国际政治……
  那是80年代激情与理想年代的前奏,一切在未知中,却又似全然于掌骨之间,纵论天下兴亡国家大事,却从来无须畏惧之虞。没有一个群体在思想上甘于寂寞,也没有谁因为缺失了新的观念而显得迂腐。直到三十年后在与清华教授郭玉华交谈“公民社会”话题时,郭教授还不时怀念及那学术思想空前自由的年代……
  女孩子在致《视野》的信里说“我喜欢它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像我一般大的一群青年人,这使人振奋。我认为自己是小人物,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正向欧阳平说的,如果全国每个人都站出来讲真话,那该是怎样一种局面呢!这些作者敢于写出这些东西,就证明他们是勇敢的,是面对现实,并且是相信自己,相信人的力量的……”[《视野》第三期16页]
  我和这个充满激情的信的作者早失联系,三十年后,我们现在或许天各一方,也或许近在咫尺。天若感应,想来我们都会同声一个感慨:那个时代是曾有过么,在中国?那个渴望说真话的女孩子后来有了真话的机会么?你在信里生动描述的那些“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最终获得了的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一切都重归于原点!只是变幻而成一个用财富武装到牙齿的怪兽。一个缺乏民主,只有专制,缺乏精神,只有银元的国度。它是当今世界之热点,也当之无愧成为全世界的担忧!
  事实上,我们当年那些热血青年们,正在为我们当年的事情还债。我们都重新成为《视野》上的那个“好可怜的孩子”。“经过了多少斗争,才有权利爬上这墙头呀!”现在的我们何尝不是视野小男孩儿的境遇,我们不是又整整齐齐地站在了一个叫做GFW的墙里了吗?
  我想到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观点:(八十年代)亲历者对八十年代的叙述都放大了一面,过于迎合自己内心的某些需要,谈的是如何辉煌,如何激情,如何先知先觉,省略了很多东西,缺乏反思。
  也正是在此“缺乏反思”的瞬间,一个伟大的机会被我们错失,难道不是么?请看看,我们现在的起步是何等的超出过去的艰难。
  从老古董《视野》重读过程,我忽然意识到了我们的处境,因此我将《视野》当做了今日明鉴。
  怀念那位给《视野》来信的女孩子,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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