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说谎”本是很娱乐的一件事情。比如美国民间的说谎家组织,便是划归“俱乐部”范畴内的。说谎甚或可做幽默理解,充其量可以认为它是幽默里较之极端的一个分支。但是当社会充斥人与人之间欺诈,弥漫着人人之间的不信任的情况下,说谎就的确可能形成对于他人的侵害。我因此想到在中国这个社会中不可能诞生如此俱乐部的。而美国的这个民间说谎家俱乐部却是可堂而皇之地存在的,这着实需要我们去思索思索。
  其实美国的说话家俱乐部是具有一定批判精神的,也就是这种批判才保障了它的谎言式幽默的存在合理。该俱乐部章程规定“凡政客是不可以加入该组织的。”解释这个不准许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因为政治家是职业说谎人。”这就好比体育比赛里的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的行止有着天壤之别同样道理。他们之间当然可以相互拒绝。
  西方的愚人节亦有同上类似道理。
  让我们试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里,什么人的说谎最具破坏?
  我的回答是:第一“职业政客”;其二那就是制造假新闻的人了。这个“假新闻”除了公然谎言外,它更细微到资讯的不确定性,数据的偏差等。可以说新闻的制假更具精致,因此更具欺骗。
  我们开不了方子去诊断和完全杜绝职业政治家的欺骗和新闻人的假新闻骗局。我至少对此不抱乐观。在协助冤民维权的过程中,我就时常遭遇这个困惑。
  有一次搜狐新闻栏采访我,问起我是如何解决信息来源中的一面之词。之前没有问起过我这样的问题。但我对此早有过思索,那种思索的痛苦以至类乎于对自己的拷问。因为在常理上讲,一面之词根本就是新闻大忌。老实说,这个问题至今在我未能解决。后来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对搜狐做如下答复:当我得知冤民情况的第一时间起,当我确定对方的案情具有初步的真实性后,我便在同一时间变身冤民,我将与他同在起跑线,我只是冤民的传声,冤民的喇叭,或者代言。至于事件的准确描述那在于法律以及政府对其真实性的甄别。因此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公民记者,尽管外界有如此说辞。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对新闻事件的调查权利同样于言论自由的权利行使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对公民报道者。有时候蛮横的采访对象甚至以“记者证”和“所就职传媒单位是谁管辖”一类问题来做挡箭牌。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华盛顿邮报》政治编辑Steven
Ginsberg参加了米歇尔巴赫曼在爱荷华州一次充满虚假欣喜的演讲后,萌发了发明一种类似于测谎的软件,甚至这个叫做“Truth
Teller(说真话的人)”的软件原型已经开始进入实验阶段。“它可以在演讲时,通过将音频转化为文字,并与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对比,从而验证事实。如果演讲者在撒谎,软件可以立即以广告或其它形式展示言论的真实性。”“这里有一个例子,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对税制改革的讲话。当他宣称加税会扼杀就业机会时,屏幕中会弹出红色加粗的“假(False)”。”

  根据发明人的构想,假如人人手机里都安装有这款软件的话,“这种改变不只是对一场演讲,所有的政治对话都将被改变……”
  就目前看到的消息分析,这款软件还仅限于演讲(音频),“由音频转换为文字”后进行“批判性检查和处理”。不知道这种测谎会不会有一天出现在直接的文字处理中。我想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它将更适用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报表,尤其适用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统计中。还有,就是政府工作报告等等。不过就该软件现在所能提供的服务功效来看,处理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音频是绝对绰绰有余的了。
  不过我也相信,对待背着牛头不认脏的类乎于流氓脾气的国家,以及对真实信息源会做有效控制而使得该款软件连检测源都成为虚假的国家,软件仍然不能具备优势。这的确是很令人悲观的一件事。就好像,污染源已经涉及深度地下水。用来比照的信息源其本身发生了毒素式的基因转变!
  关于这款软件的较详尽描述,请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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