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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公式
六十岁，在中国人眼里算是人生轮回一遭，曰“甲子”。距离这个日子我是可以掰着指头数的，只差几天……
在这个年岁上，我想我该是有资格写点什么人生感悟类的东西了吧，即便这个感悟不具普遍意义，大抵只做一种完整它也多少有了必要。因为这是一个人用两万多个日夜磨出来的。
年少时，喜格言，日子一久，却发现那些格言多有相克，我是说对待一件事物的见解，格言总是会相互背反却又各自看起来似乎真理。这就给我的懵懂初世横加多许困惑：究竟谁是正确？结论没有，但可以确定，那是我由小人走向大人的必定一步。
成为大人，就多了许多欲望、愿望。欲望和愿望看似界别不大。细微处却见由“小欲”至“大愿”的不同。这恰体现了对于格言的叛逆——人是由性情之欲走向理性之愿的，假如人生可做设计的话。我就为自己做过了这个设计，那更像是一道公式，走向理想的公式：运命之门——励志准备——运命之门。这似乎是个圈圈，而大多人正是如此走完自己的人生。是的，大多人是在走完这个圈圈后对自己说：此生命该如此！而我是在接近这个甲子一轮之时忽然有了梦醒：这个公式其实该做如此：运命之门——励志准备——追索致死。
很显然，这后者是一个不有结尾的结尾，而如此梦醒又似乎只在今天。
运命之门
十三岁那年，文革进入武斗阶段。因为父母被关牛棚，我则成“狗崽子”，被街头任意路人穷追猛打而不被究。我因此认定离开老家才有自由。去陌生的地方成为我的心愿。之后我沿着中国中西部铁路走了一个大圈子，途经川、贵、粤、鄂、豫、陕，历时两年，宁愿乞讨，却活得自在。那时候我信奉一句狗崽子们的格言“牛鬼蛇神加狗崽，我们就一定是那最后一位的‘神’了。”穷中做乐，近乎幸福……
四年后，我于十七岁去了襄渝线修建铁路，这条铁路横贯中国东西，是当年除了水路三峡外唯一的交通。当我偶尔跑神儿，会在大山谷里冥想铁路的那头是我曾经乞讨一年多的重庆时，掐指算算距离那段历史也不过四年。在那些日子里，顶着不可预测的塌方、爆炸而洞穿五百米隧道的我们，每每是以毛主席的“三线建设一天不成我也睡不好觉。”的格言做支撑的。
从铁路工地退场之后，我回到了城市，在这个西部城市里我先后轧过钢、炼过钢、锻过钢、又做过几年冰棍。也是利用这段青工岁月，我以苦读世界名著的精神历练结束了已经四年无书可读的年月。也是在工厂的岁月里，我在一本草稿纸上涂写了四百余首被我称之为“朦胧诗”的东西。然而就在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延河》期刊上时。我惊讶地发现老编辑将我的句子“她扇动着黑色大鸟般的翅子在舞池里回旋”修改为“她舞动着黑天鹅绒般的纱裙”的时候；当我和平凹、张敏、周氏、培杰诸等文学人约定以同一题材当场撰文，当场封签寄出以为赌时，一周后回应并表示选用的竟然只有“我认识某编辑”的人。于此同时，我仍然在钢厂里“大干快上，多为祖国炼好钢，轧好钢”。厂里有个不成文的用人标准：钢厂就像煤窑，不敢轻易放人。厂方认为但凡对人员开闸，将会有去无回。而我的文学之梦全然被“炼钢才是正业，炼钢就是最大的政治！”所替代。那些年里我的苦读苦背所掌握的几百只文艺词汇就只能用在“批林批孔批水浒”的滚滚革命洪流之中。
1983年，陕西钢厂出现了一张“我的大字报”，我是以大字报的形式表达了我的“申请开除”的愿望，那年我正30岁，而立之年 ，赶上了胡耀邦说20年政策不变。我摇身一变，从此成为“自由身”。
追索致死
我曾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描述过那段日子“我坐在幸福路的马路牙子上，心底在思量：我要干啥，前程何在？”那间工厂正是坐落在西安幸福路南段上。离开厂子的第一步就如一道哲学命题横亘我的脚下。
也正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对我的人生公式“运命之门——励志准备——运命之门”产生质疑。难道我将就此轮回而不能自我，就此不能任思想恣肆汪洋，而不能顺遂意愿并不断丧失发展机会？我忽然意识到了我的人生公式这个圈圈正无情束缚着我的手脚。亦难有“创意的放荡空间”为我所狂。
进入21世纪，发生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严重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深夜22时，我从世纪坛庆祝申奥成功的沸腾现场离开。在返家途中，我夹杂在北大、清华等首都院校的同学队伍中，继续感受着胜利的喜悦。当挥舞着校旗的队伍走过公主坟街心绿地时，我看到原本修葺整齐的绿地上花花绿绿扔了一地可乐罐子、利乐包装和报纸。前方扬长而去的队伍上空依然缭绕着“中国万岁!”“我们胜利了！”的震天呐喊。一个朴素的思想在那时掠过我心：学富五车之人，不一定成就完美人格。更深的我没有去想，也想不出多么的深。只是这件事在我已经稍显老化的思想里重新烙上了一个深刻而巨大的问号。
2008年，是我在北京发起救助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活动后的第二年，原本朴素的慈爱之心遭遇了重大创伤。有一天，我所在的外企公司老板通知我：有一帮像是丐帮的人物找你。后来我就在办公室大堂看到了他们，一些因地方大规模建设而失地，因身体残疾而无人赡养又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农民。走进大堂，一股子异味扑面而来，二三十位被我救助的流民们黑压压地蹲了一地。我很诧异，他们为什么到了这里？这些我所熟悉的流民们取出一面锦旗，上书“感谢救命恩人”。并且说要将锦旗送给我们公司领导以期领导对我有所表彰。这种我并不陌生的中国乡村政治工作形态令我当场十分尴尬。围绕此事之后出现了两种现象。我把这事写到了播客里，除了收到赞许声外，亦遭到部分网民的嘲弄“你当你是救世主吗？”“你以为你一个人救得了他们吗？”。而来自我所在日方公司上层的意见却非但没有怨言，反而对我表示了正式地赞赏。为此我还额外获得一笔奖金。
翻过年来，在北京的一次朋友沙龙上，我遇到了德先生研究所的张辉先生。当我无意间说起上述两件事情时。张先生点道：这里明显存在着公民意识差距。当时的张先生正在主持德先生研究所，研究所的目标是以宪政研究为基础，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张先生举例说：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而科学的事实是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可能满。上述两例实际上灭失了小河、小家、个人、家庭在一个社会里的关键作用，造成的结果恰恰是人民对国家事情的漠不关心。一个人民没有社会责任心的社会又怎么谈得上国家利益至上呢？那岂不是自欺欺人！”
2009年，一个以公民社会研究为话题的大型视频演讲录计划开始实施。接下来在不长一段时间里，这部片子一气儿拍了42人（44集）。片中涵盖了国内部分知识界精英对公民社会愿景的描绘和阐述。这也是我在人过半百后完成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为此我突击学习影视拍摄和后期剪辑。古话道“人过三十不学艺”，可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
2010年，我在上海录制年逾76岁的程巢父先生。程先生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摞复印纸。展开来看，是一卷尚未装订的民国，乃至清末受西学影响出版的公民基础课读。程老先生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投入自己已经十分有限的精力、财力来制作28本关于国民社会基础知识的历史文献。程先生告诉我说，他要将这些课本寄给“最需要它的人……”
最近有闻“人的平均寿龄推迟，六十花甲才只是人到中年。”这个看似望梅止渴的安慰对于我多少有所激励。在我的同龄人正大把大把地吃药，一边叨唠“此生命该如此”的时候，我尚能接触到程老先生这样的良师并得所教诲，是乃飞来幸福！
“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在我如今来看，完全幻变了另一番含义。而我为自己所设计的人生公式如今再看却是那么的短见和灰暗。我也因此在著写本文之时想到了我的格言改造。假如我还是那个青涩年代的格言热衷者的话，那么我的格言，不，是我的人生格言该做一个新写，那就是：运命之门——励志准备——追索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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