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53623411(1)    最近,在古城西安出现了一家由青年作者开办的文学书店。

  书店名为“天籁书屋”,是青年业余作者田夫(按:本人时用笔名)于今年七月一日开办的。书店本着优先为文学青年服务的宗旨,专营中外文学,社会科学书籍,兼办预订、租借等业务。十余平方米的书店每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在书店开办过程中,作协西安分会给予了大力支持,著名作家秦牧在西安讲学期间,闻讯为书店做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题词。 【摘自《“天籁书屋”文学青年办文学书店》】

 

  《中国青年报》上的这条消息,现在看来很蹊跷。为什么一个小书店竟会引起团中央机关报的关注呢?但若把此事还原到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背景来看,还原到那个“无产阶级的舆论宣传阵地绝不能被掌握在私人手里”的时代大政治前来审视的话,这件事情就真的非同寻常了。后来的事实亦证明了这点。

  当时私人书店全国仅有三家。黄宗英分别在北京和深圳蛇口创办的“都乐书屋”是一家;另一家是北京女孩在南礼士路一带开办的图书沙龙,兼带售书,后因“政治沙龙”嫌疑被取缔……黄宗英是作家,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中国当时著名影星。黄宗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第一个开办书店,我一直认为和她的身份不无关系。

  1985年,我去广东考察过黄宗英开办在深圳蛇口的分店。书店的位置距离“海上世界”不远。当时去深圳的内地人最热衷去“海上世界”,那是一艘废船改造成的水上观光点。游人可以花两元钱,排队,然后通过架设在船头的一架望远镜去看神秘的镜中香港。著名的偷渡逃港运动其始发点就在距离黄宗英的都乐书屋分店不远的海边。我之所以要去蛇口考察,而不是去北京考察黄宗英的都乐书屋,原因在于广东的经济开放形象。我在潜意识里认为向南靠齐才是我的前途。果然,我从深圳返回西安前,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广州市买了一架打签机。回到西安后,我在西安人的众目睽睽下,竟公然在一些热销的书籍后面定价位置用打签机打上了我认为的价值,那往往高出图书原价的两到三倍。我对此行径的解释是“改革的年代,价钱也得改革。”所谓随行就市,有人买就行。记得那时候我做了许多照搬深圳的事情。和去广东长途贩运服装的骡马市的小贩们一样,广东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地,就连我抽的香烟都从那时候起改了希尔顿,我甚至在广东报了个粤语速成班,那不外乎是教你一些“您好、谢谢、再见”等等,以及交易时用得着的大一小二,ABCD的读音……

  那时在中国,图书贩售是属于严重的政治事件。也难怪,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物事,岂能与政治脱离干系?我去骡马市工商局办开店手续,手里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张陕西钢厂关于职工张世和除名的“陕钢83年XX号文件”。工商局长告诉我说“你先等等……市里有话,你这是个体,能不能开书店还两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怎么能够被资产阶级的个体户商业占领,这是市里领导的怀疑,我们也没有办法。谁叫你要冒这个尖呢?”工商局长甚至建议我为了谋生开个香烟摊子也还不错,因为香烟那时候还没有专卖管制,但也只能是残疾人一类开办。至少它是不受政治限制的呀……

  天籁书屋轰轰烈烈走完了它六年的寿命,于1989年“春夏之交”被迫关张,实属短命。

  邓小平的一次言论,生成书店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浅黄底色封面,大红宋体书名一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央(那时这些事情属文化部、公安部管辖)有令:外国小说重新由文化部一本本审核,尤其是美国小说一律禁止出版销售。一时间,中国的图书市场,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将政治事件的发生归罪于“书”,将思想活跃亦归罪于“书”。令人不得不记起二千多年前的那场“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尚书〉序》)之事……

 

附注:八十年代的个体书店”天籁书屋“正是贾平凹在《废都》第二章中所写”天籁书局“原型。当年平凹的新书多在天籁书屋发行。天籁书屋亦是西安文学青年喜欢的淘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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