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在这个世界上，“说谎”本是很娱乐的一件事情。比如美国民间的说谎家组织，便是划归“俱乐部”范畴内的。说谎甚或可做幽默理解，充其量可以认为它是幽默里较之极端的一个分支。但是当社会充斥人与人之间欺诈，弥漫着人人之间的不信任的情况下，说谎就的确可能形成对于他人的侵害。我因此想到在中国这个社会中不可能诞生如此俱乐部的。而美国的这个民间说谎家俱乐部却是可堂而皇之地存在的，这着实需要我们去思索思索。
　　其实美国的说话家俱乐部是具有一定批判精神的，也就是这种批判才保障了它的谎言式幽默的存在合理。该俱乐部章程规定“凡政客是不可以加入该组织的。”解释这个不准许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因为政治家是职业说谎人。”这就好比体育比赛里的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的行止有着天壤之别同样道理。他们之间当然可以相互拒绝。
　　西方的愚人节亦有同上类似道理。
　　让我们试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里，什么人的说谎最具破坏？
　　我的回答是：第一“职业政客”；其二那就是制造假新闻的人了。这个“假新闻”除了公然谎言外，它更细微到资讯的不确定性，数据的偏差等。可以说新闻的制假更具精致，因此更具欺骗。
　　我们开不了方子去诊断和完全杜绝职业政治家的欺骗和新闻人的假新闻骗局。我至少对此不抱乐观。在协助冤民维权的过程中，我就时常遭遇这个困惑。
　　有一次搜狐新闻栏采访我，问起我是如何解决信息来源中的一面之词。之前没有问起过我这样的问题。但我对此早有过思索，那种思索的痛苦以至类乎于对自己的拷问。因为在常理上讲，一面之词根本就是新闻大忌。老实说，这个问题至今在我未能解决。后来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对搜狐做如下答复：当我得知冤民情况的第一时间起，当我确定对方的案情具有初步的真实性后，我便在同一时间变身冤民，我将与他同在起跑线，我只是冤民的传声，冤民的喇叭，或者代言。至于事件的准确描述那在于法律以及政府对其真实性的甄别。因此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公民记者，尽管外界有如此说辞。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对新闻事件的调查权利同样于言论自由的权利行使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对公民报道者。有时候蛮横的采访对象甚至以“记者证”和“所就职传媒单位是谁管辖”一类问题来做挡箭牌。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华盛顿邮报》政治编辑Steven
Ginsberg参加了米歇尔巴赫曼在爱荷华州一次充满虚假欣喜的演讲后，萌发了发明一种类似于测谎的软件，甚至这个叫做“Truth
Teller(说真话的人)”的软件原型已经开始进入实验阶段。“它可以在演讲时，通过将音频转化为文字，并与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对比，从而验证事实。如果演讲者在撒谎，软件可以立即以广告或其它形式展示言论的真实性。”“这里有一个例子，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对税制改革的讲话。当他宣称加税会扼杀就业机会时，屏幕中会弹出红色加粗的“假(False)”。”
　　根据发明人的构想，假如人人手机里都安装有这款软件的话，“这种改变不只是对一场演讲，所有的政治对话都将被改变……”
　　就目前看到的消息分析，这款软件还仅限于演讲（音频），“由音频转换为文字”后进行“批判性检查和处理”。不知道这种测谎会不会有一天出现在直接的文字处理中。我想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它将更适用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报表，尤其适用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统计中。还有，就是政府工作报告等等。不过就该软件现在所能提供的服务功效来看，处理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音频是绝对绰绰有余的了。
　　不过我也相信，对待背着牛头不认脏的类乎于流氓脾气的国家，以及对真实信息源会做有效控制而使得该款软件连检测源都成为虚假的国家，软件仍然不能具备优势。这的确是很令人悲观的一件事。就好像，污染源已经涉及深度地下水。用来比照的信息源其本身发生了毒素式的基因转变！
　　关于这款软件的较详尽描述，请看这里>>>

　　手头案子不少，筛来筛去捡了两样儿，年前去了趟中纪委。
　　给中纪委送案子，一个是要对口，不是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送的。所以后来才有了媒体的质疑“为什么要实名举报，岂不是为秋后算账留下伏笔？！”我则理解，屁股太脏了，不得不捡大的先办。“实名举报”就成为不得之而为之的举措。其实对于已经进无前景，退无后路的冤民们来说，敢于实名举报的海了去了!
　　王岐山上任，办公室还在中央，本来嘛。中纪委监察部设了一间王办。王办里坐着为新调来的纪委干部。据说人还好，毕竟代表着王，举手投足，分寸有加。王岐山上任不久，听各室头头述职，这在谁上任是必须环节。前一天，各室气氛紧张，大小头们都忙着撰稿。第二天一个接一个被谈话。
　　进去一个，王说不要念稿，稿子昨天不是已经送来了嘛，我都看了。现在就口述最好。后来出来的头头们大汗淋漓……
　　我的案子递给了某某。一个放上头，我说这个最对口，那个其次。心里其实都认为重要。
　　给中纪委直接交送案子在我不是头回。从前的事情是这么做的：某某当面看过，直接叫我去了监察部信访办。我带着当事人走过二三百人只多不少的一个访民队伍，被特别请进，又有一位头头请到密室细谈（很对不住那么多访民啊）……
　　那回的结果是，监察部认为案子对口，直接责成地方省里办理，并且要求反馈办理结果。那么结果呢？两年后我想起这件事情，中央没有说啥，地方上倒是由省上派员找当事人谈话，据说谈话气氛很好，一片升平。事后我问当事人办得如何？当事人支支吾吾，我说干脆点儿。他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我很生气，质问他为什么如此糊涂？他倒觉着冤枉：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一贯精明的我经那干部一通谈话，我倒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了。直到高高兴兴，嘴里拜拜不停地道别出来，我才睡醒，什么也没说啊！可是……我觉得再也不好找人家啦。
　　我直接晕菜，我知道那一定是遭遇了我党饱经风霜的游说干部。这样的嘴皮子干部我党培养了不少，也储备雄厚。人才代代不休代代生万年青。
　　这个怪圈我熟悉。2003年温家宝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曾经给过访民希望。从那年起，信访办大改办公面貌，接待访民们开始有水喝，有椅坐。尤其是要求中央直属部委信访部门对群众案子做到报上来，追下去，要有所反馈，善始善终。喝水的事情好办，中央各部位有的是钱，你喝就是了；坐椅子的事也好办，中央各部委也有的是钱，我买就是了。唯有一件事情蹊跷：凡是“报上来的又追了下去”的案子最终总是回到事件案发地，这个按说也没错，可是交办地方的接手人竟然是事件元凶，这个问题温家宝后来没说怎么办。估计也就没法办啦，后来温家宝作的许多事情不都是这样儿嘛！也难为他，有想法，没法子，你纵是千手观音有七头六臂又奈何？
　　现在给中纪委送案子很有意思，事先精心打印的文件，还特意花两元买了张牛皮纸的“卷宗”给筒上。想想是给中央送文件，难不成一封鸡毛信可以打发，你当你的事情加急？却不曾想两元是白花了，某某抽出信瓤子，把那“两元”还给我，我说我买得起，装上，正规，还好拿。某某执意把信瓤子揣进怀里。我忽然明白，这是干部作风转变一举措吧。
　　往年的这时候，中纪委（何止这个部门呢）上上下下早早洋溢着年味儿。主管科室已经放出风声，今年的年饭在哪办，今年的晚会有甚甚花子。领导，尤其是最高的领导们这些日子都成隐身侠，神神鬼鬼地车进车出，总之谁都知道领导就是领导，谁叫咱不是！
　　2013年的领导很寂寞，终日把守办公室，有事没事别乱动。因为你动就有恁多只眼在看，就有恁多个脑筋在猜。猜你要干嘛，猜你是否做了份外奉献。你手里要干净，别老拎着大小包好像快递员似地。凤凰卫视的今日点题字是：嫌！（避嫌也）
　　我问某某现在中纪委如此风声鹤唳，岂不是工作很不开心？
　　错！错也！某某对我说，过去虽然有年的热闹，可大家看着领导间礼尚往来总那么有点别扭。也还多少有点儿愤。现如今虽然会餐没有了，纪律更严了，没有人指望年里头收到点底下的红包什么的，但是说实话，大家很开心，尤其是看着那么多个人被搬倒。我问这个表示开心的比例是多少，某某说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开心。
　　在中纪委工作的人和咱老百姓一样，有善良的心思，但也很局限。他们习惯于党史教育里的整风、运动，尤其是来个明白人当头儿，这个就很令大家欢欣鼓舞了。
　　最后来个段子：我在和中纪委隔着一条街区的一间打印社里出文件。我的U盘插进机器里，在不下五十几个文件里我一时间没能找出我要的那个。却被打印社的小伙子一眼指认“是这个吧？”我这才看到了“严惩某某某”几个字，连称是它是它……出得门来，我还狐疑：他怎么就知道呢？
　　离开中纪委，我忙给地方上打电话，叮嘱案子是递上啦，会不会又和温家宝那会儿一样，你将遭遇一个饱经风霜的游说干部的会见呢？

　　十八大前后，整个中国社会对这个政党大会表现出强烈关注。我则坚持“可期待，不可寄托”。意指“期待”苦难百姓多少有个喘息瞬间，哪怕短暂；“不可寄托”则意味着它给予我们曾经的希望和失望，一样显得过多。它给予我们的超负荷承重，令我们已难忍受。
　　这是中国现今社会的特有现象，你很难说它正常。在民主社会政治里些微的变化乃至规模化转型都在宪政监控之下。而我们则取决于一个党的会议，一个换届和因为换届而更换了的党头儿。这叫我想起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冷笑话：假如毛泽东精神失常，核按钮会不会失控？事实是核按钮还未来得及失控，却有他那屋里的江青失控了，而毛又把和江的恩怨拉扯进了中国政局，后来的事情你知道。
　　十八大终于开过了，那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期待似该兑现了，而且这个传说中的兑现似乎也初露了点儿端倪。但伴随着运动式的摧枯拉朽的反腐行动，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欣喜和隐忧双重感受。
　　年前，西北政法大学青年终身副教授谌洪果发起的“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之CSC读书沙龙遭到上级（省政法委）借校方之手的干涉。我们暂且把它归结为十八大后，政策更替与行为观望的客观现象吧。但翻过2013年来最初的几天里，就接续了发生了引发舆论风暴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篡改事件”和《炎黄春秋》对前者事件表态而被封网事件。这又该做何注解？
　　元旦前后的几天，我在西部乡村里度过。虽然在沙漠里可以无线上网。但我的心思全搁在了《中国北方农村调查报告》一书的最后修订工作里。南周事件是在返回西安时才知道已经闹到沸沸扬扬。
　　《南都周刊》寄来了第49期，其中刊载了相关谌洪果大学读书会被阻事件的报道《谌洪果：把我当斗士，是最大的误会》。有人说谌洪果“你是斗士”。谌洪果回答“你以为我愿意和人斗吗，我只不过守住一个底线而已。”这话我信，而且不止一次听他如是说。这表现在谌洪果面对读书会遭受阻力，时不时有或停，或缓，或取消的想法。但谌洪果最终不能忍受的是校方对其作为教授应该拥有的大学正常教学活动权力的横加干涉这个底线。　　
　　谌洪果读书会事件里有一个底线，南周事件里亦有一个底线，南周的记者们要求的只是正常的，健康的，并且运行在阳光之下的新闻制作运程。而非违宪的，个人意志的，犬儒维诺的，听风看向溜须拍马怕犯错误掉官帽而不顾新闻真实，现实真实的底线。
　　一切磨难我们都可以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恰是最平常一句“说一套，做一套”。谌洪果所为不过是呼唤宪法之下的正常秩序。南周以及媒体们不过是呼唤宪法下的正常规则。这正是呼唤宪政回归的重要性。这个国家已经被一帮令人看不懂的利益者们绑架。每当利益与宪政冲突之时，便有专权领导着利益集团们粉墨登场。每当社会引发群体反应，他们就又会不惜违宪而行使为利益集团的保驾护航。
　　有一句历史词汇让我此刻想起：开门办学。这词儿被谁用不重要，重要的是意思准确。历史上的“开门办学”导致轻理论甚至反理论。学生们重新端起脸盆学习大寨贫下中农们土法丈量土地；中学里学算盘，课本开首印着关于知识青年下乡很重要的最高指示，老师则附会曰：下乡和贫下中农住一起，你就得为他们计算工分，因此学会打算盘很重要……
　　我现在又欣赏“开门办学”了。我对谌洪果说过：西安的学院很少和社会结合，学者很少和社会人士沟通。希望你的读书会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参加。高墙里的经院理论可以更多的接触社会实践以验证。西安和北京在这里就有差距。北京的访民可以轻松走进于建嵘的办公室，走进许志永的公民公司。亦可万人访民围着北大和孙东东教授进行阳光下的对话。在我亲身的经历中，我知道许多北京的南站访民的小本儿里都记录有大学教授、维权律师的电话。许多的学者在文章里都常有引述底层访民和社会弱势人员遭遇的文字。
　　在我看，这正是门内门外的事情。追溯其根本，它们源出于一个社会。出于一个有宪法无宪政的国体。有幸我在追问谌洪果对“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的解释中，听到的是谌洪果对此的深刻理解和长远规划。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以及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维权过程中，就有了谌洪果的影子……
　　谌洪果读书会与《南方周末》以及《炎黄春秋》的追求道路原本一途。这是我在2013新年伊始看到的最为振奋之事。   

　　反映少年劳工晚年生活境遇的档案馆式纪录片《生死存档》第一集中纪录的主人公叫李宝平。李宝平15岁时被征召往三线铁路工程。在工程中，李宝平担任爆破手。三年后，李宝平退场返城，再后来做了一名工人。李宝平的地位在那个时刻被无限放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能不被誉为是这个国度里的“领导阶级”。而后尤其的是李宝平加入了共产党，这使他有资格在我们的镜头前说“我也是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与其舆论上在此国度永占至高名份来比，这个老党员目前的生活状况却似乎显出些无奈。这里的为什么他看来不能明白，这也是很多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们也不能明白的问题。李宝平常年卧床，对氧气机很依赖。他面对镜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准备自己走维权的路……”；而他面对镜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是希望政府能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的困难群体，独特的群体拿出一些办法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疾病问题……对给国家做出了贡献的人，不要让他们过去流了血，现在流着泪，在贫困线上生死线上做垂死挣扎……”
　　作为一个党员能够如此表达已属不易。但是他的确说出了那个发生在和平年代里的血雨腥风记忆时段，这也是凡参与其间的25800名活着的和死了的少年劳工们的共声——为什么政府不能直面自己制造过的历史，难道一句“那是个特殊时期”就可以消费掉25800人的感情，就能够让始作俑者堂而皇之于历史的错误而问心无愧吗？
　　只可惜这样的公民觉醒来得晚些，这样的公民认知还嫌不够普众。原本属于政府纠错的部分，现在却由许多反省者自我承担。在我已经接触过的生活在秦岭北坡关中道上的十多个少年劳工中，他们多是身患残疾者。令人欣喜的是，他们逐渐成为这些个少年劳工中最先觉醒的一批公民。他们中间不乏党员，更多的则是“群众”，但他们共同的一个认识就是：我要维权，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真希望公民权利的维护与争取意识在这些个当年劳工身上不至来得太晚，更不至当疾病来临之时才有梦醒。争取公民社会的建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纪录片《生死存档》刚刚发布两集，因为赶着支持学生维权，没有添加字幕，导致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有了局限。当我决定修订已完成的两集，主要是加字幕和精剪时，我在三线学生网站上发帖征召扒词人员。很快，我接到来自咸阳的石天杰（玉剑）的应招。石天杰和第一集片中的李宝平是发小，1963年石天杰随家人迁徙咸阳，告别了蔡家坡，从此和李宝平一别49年未再谋面。而这些个年代里他们分别去了三线，在一条铁路线上的不一样地段，仍然不能谋面。如今俩人已介花甲，不曾想石天杰在《生死存档》纪录片里看到了已是重病在身的发小李宝平……
　　在电话里，透过石天杰听起来很显沉稳的语气中，我获知了这个听来似乎平淡的故事。
　　电话结束时，石天杰表示愿意承担该片的扒词儿工作。我来不及询问石天杰是否做过这项工作，但理性告知我，此事非石天杰莫属！事实证明，石天杰做的很好。很快，几乎只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就又接到石天杰的电话：扒词儿已经做完。
　　我想我没有理由再做拖延，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全身心投入第一集的字幕添加工作。而且刚刚获知，石天杰又投入为纪录片《生死存档》第二集扒词儿的紧张之中。

　　关于伦敦奥运的负面消息我们不愁听不到，中国央视似乎有专门团队最近活跃在伦敦东区以及繁华街头做专事负面消息的打探。我们因此就远隔千山万水听到了伦敦的士司机罢工的消息；听到了伦敦市民对出行受阻表示不满的怨声；听到了伦敦市民对政府耗巨资办奥运导致严重亏损的批评；更听到发自央视的预警：在未来伦敦奥运的日子里将会有一连串儿的社会公众游行示威事件发生……
　　伦敦的市民很幽默，为这些相关奥运的负面消息下了个定义：大赞助商劫持了伦敦奥运会。我有点佩服伦敦人的这个判断，往前推四年，看北京第29届奥运会那就该是“政治劫持了北京奥运”喽。只可惜北京当年没有找到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却不证明没有这个事实。
　　2006年5月间，北京鸟巢刚见雏形。也是那时候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到我们小区采访拍照。因为这个小区就在鸟巢东门对面，一路之隔。再后来就有了国际奥委会相关团队前来视察工程进度和检查质量。
　　鸟巢工地一片狼藉，按说这是任何工程所不可避免的环境状况。市政则要求用大型遮幕将其做视线隔离。这个遮掩其本身没错，有利环保降尘，防噪声污染，有利城市观瞻。却在中国，这样的隔板被宣传部拿去无偿占用了。那几天，鸟巢四围架设起了高达数十米之高的喷绘广告布，上面空荡荡只书写这一行关于“八荣八耻”的宣传文字。六月，国际奥组委代表团前来鸟巢督查场馆工程。第一眼就发现了未来的29届国际奥运会有被红色政治所利用的危险。这样的说法在国内也有……后来舆论大了，“八荣八耻”被晒了几天太阳后只好悄然退下。代之以一家手表厂广告（已经记不大清是谁）。
　　上面说的大概算是政治劫持奥运一例吧。北京市民把大量耗材用于遮盖城市工地景象的做法称作“屁帘儿”。

    小区传达室有仨人。俩保安，年轻，话多，精明得不靠谱。另一位是老头，形容木讷，话少，没事总静着，两眼微阖，好似去另一个世界打转儿。从前老头儿并不引我注意。直到有一天聊天儿，说起了“境外势力勾结”。老头却忽而斜刺里插入一句“什么势力？什么勾结？那不就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嘛！”木讷老头一语，举座惊愕，听者良久无声……
    后来我把老头儿的话编成了段子，发上微博。就有年轻者不解，“幽默何在？”“推者却众？”“这是黑色幽默吗？”后一句说对了，这该是那个时代，或说是红色时代的平民幽默。透着厌恶、无奈、冰冷和高压下的变调。
    后来有年长的出来说了“读老三篇过来的人自然意会……”不过也懒得解释，只说“笑得人肚疼，笑罢就要哭……”

 Why do you choose to travel thousands of km on your bike to find new stories to report on?
● 你为什么选择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千里迢迢去采访和报道？
◆ 回答：首先我是一个骑行爱好者。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是以如此背景满足了我的这个爱好，即我是被逼无奈而出行的。而最早我骑单车是为了动静不大地深入农户，因此没有装备专用的骑行服装，因为它们看起来太花哨，更没有戴安全头盔，因为那样将会惊动偏远地区的农民。而2011年我的单车出行则是因为当局对“花革命”的神经质，我虽未参与其间，但也被归类为危险分子而受到住宅监控。我是不甘屈辱，宁愿自己出走。好在我的长期关注目标是在农村，这正和我意。还有一个原因：我厌倦了躲在城市的论坛里捕风捉影地纵论天下。我想到农村去看一个真实的农村，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How do you support yourself during your travels? Do your blog readers help you financially? Or do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tribute?
● 你旅行的费用是怎么解决的？你博客的读者或者网友会不会给你经济上的资助？这些资助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来自国外的捐赠？
◆ 回答：我至今没有接收过境外一分钱资助，我知道这在中国政府是难以容忍的。我的出行一是自费，二是朋友的帮助，几乎几次出行都是这一个朋友在帮助我。即使我为一些访民打抱不平，他们感谢于我，我也一直拒绝他们付钱，后来他们就以给手机打款的方式帮助我，这大概是唯一外人的帮助了。而前面说的那个朋友则我们不分里外，亲蜜无间。
Can you describe the community of bloggers that seems to be growing in China? Do you support one another emotionally or financially?
●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逐渐壮大的中国网络日志作者这个群体？你们互相之间有没有精神或经济上的互助？
◆ 回答：网络之于中国，尤其是对政府来说，我坚信他们是没有准备的。网络的作用几乎令他们永远无法想象。我当年之所以被中国媒体称为“公民记者第一人”完全在于那时候的中国日志就等同于私人日记。谁也没有想去通过博客（那时候还没有微博等）干涉社会公共事务。而我也是误打误撞，而后才逐渐意识到博客的媒体作用，由于它的属性使然，它的最终表现就是“全民博客”。人人参与社会事务监督报道。随时随地跟踪报道社会见闻已经蔚然成风。中国网络日志作者这个群体目前看似松散，对某一时间的观点形同于群起效应。但真正发挥他们作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可悲的是，政府把网络运动总是固化，认为一个规定，一个整肃就可以压住舆声。他们还没有准备着去应对随时发生的更大网络“暴动”。网友们的支持是互相的，但我也时时感受到他们的相互支持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完成的，只要需要。
At the blogger’s conference, you say that “We are always educating the government. As long as we don’t break the rules.” Can you explain this?
● 在博客大会期间，有警察来向你们要名单，你说，“我们一直都是在教育政府，只要我们不违反规则。”您能不能解释以下这句话？
◆ 回答：我不能确定这句话的原来是怎么说的，现在看起来不太完整。不妨重新说说：中国政府的成员个体是一些缺失了公民意识的机械人。但凡他们合起来对付公民就不太用个人名义负责。因此他们的工作就做得很粗很粗。也就是说他们的公职形象从未成立过。只是些简单套用法规去操作管理机器的人。死板、教条、唯上级命令是从。因此必须教育他们。首先从公民意识教育开始。
The Xi’an police arrested you and escorted you out of Beijing for ten days during the New Year Holiday while they had an official party conference. Yet, you had been mostly reporting on issues of homelessness and flooding. Why did the police perceive you as a threat during the official party conferencet?
● 在党代会期间，西安警方把你带离北京去和他们“过年”，但其实你报道的内容大部分都只是和流民以及洪涝有关。为什么警察会认为你在党代会期间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困扰，或者给国家带来威胁？
◆ 回答：这里面有个事实你们大概不清楚。事实是16大召开期间那次控制我，是因为福建三网友事件，那次事件是我第一介入的，因为我和他们中间两个人都是几年的朋友。在他们被关押一年里，我为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召开了生日会。并且是在我的北京居所附近，因此招致他们对我的愤怒。记得那次生日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这大概也是他们紧张的原因之一。而在党代会期间的任何民间活动都是被制约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滑稽的做法。中国早在文革前就有了几个人聚会和几十人聚会甚至百人以上聚会的控制规定。人数越多控制对口单位的级别越高。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广告公司工作，我们组织的为企业产品促销活动有陕北安塞腰鼓队上街巡游的项目，因为腰鼓队人员达到上百人，所以审批手续被要求由省级政法委书记批准。近些年随着维稳的奇谈怪论兴盛，对民间活动的控制力度就更大了。
You state that you first reported on a murder in China when blogs were still a new thing. How, if at all, have you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changed since then? Have other forms of social media replaced or supplemented your blogging activities?
● 你在报道王府井杀人案的时候说博客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物。那么这么些年过来，你报道的方式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改用其他的网络平台来丰富或者取代网络报道的模式呢？
◆ 回答：我是一个不甘陈旧的人，对旧有的东西总想变化。在长达9年的博客写作中，我已经用到过文字、图画、摄影、图表，乃至视频等各种方式。尤其是视频它能够较为成功地避开审查。我因此在近三年里着重视频短片的制作，文字写的少了，因为制作视频的缘故。至今已经有近700部新闻视频作品。
Your and Zola’s story both communicate a sense of loneliness. Zola leaves home and receives criticism from his parents about his reporting. His mother blames him for not putting his family first, that he ought to keep the vegetable business going and that he’s got nothing to show for his work. At one point, the film shows Zola standing alone on a beach asking “Doe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feel as alone as I do?” You show us pictures of your family and tell us that your marriage fell apart. At one point you play a piece on your harmonica and explain that you bring it with you when you are alone in the wilderness. Do you feel that being a citizen reporter is essentially a lonely activity? Why?
● 你和左拉在影片中都不同程度地表露了孤独感。左拉的父母责备他离家千里去报道和他不相关的事情。他的母亲说他没有把个人和家庭摆在首位，埋怨他不顾买菜的生意，甚至说他一事无成。影片中左拉在海滩上感慨，“难道世界上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孤独吗？”你也给观众展示了你和家人的合影，也告诉我们你经历过家庭的解体。影片中你也给我们表演过一段口琴, 说你在旷野里寂寞的时候可以聊以自乐。你会不会觉得公民记者最终就是一个孤独的差事？如果是，为什么？
◆ 回答：影片表现的是真实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有过之无不及。但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可以追求。尽管我性格里有孤僻和愿意独处思考问题的习惯。但我是愿意融入集体的。我的确不愿我的作为危机家庭。因此对他们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而那次警察把我带出北京是事先找过我母亲的，这种卑鄙行为令我非常恼火。因为我母亲年岁已高，他们全然不顾这些。但有幸我的母亲很坚强，他当时见到从北京回到西安的我，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你犯了什么错，警察答不上来。因此我母亲说要去找习近平问问。当然这是气话。但足见她的坚强。这也更令我内疚。做这种事情有时候的确是孤独的，而且必须做到隐秘。这无法避免，但它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我的性格。
When asked whether you are blogger or a journalist, you say : “ I don’t want to limit myself, so I don’t admit that I’m a citizen reporter. I am an ordinary citizen. I can record my surroundings, can’t I? Once you say that you’re a citizen reporter, they’ll start passing laws. They’ll say you can’t report anymore. And then you wouldn’t dare. Then this type of reporting would be suppressed. If I kept reporting, they might put me in jail.” Can you explain a little bit more of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hinese people perceive these categories- citizen reporter versus blogger versus journalist? What distinguishes them and what connot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m?
● 你在接受几个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不承认我是公民记者，我不作茧自缚。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就拍摄一下我周围的事物和环境，可以吗？但如果你挂上公民记者的牌子，人家下一道法令，你就不敢报了。这种报道方式就会被禁止。如果我继续报道，他们就可以把我抓起来。”你能不能解释以下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对于这三个不同行业的理解：公民记者、博客写手和记者？它们有什么不同？每个名称背后有什么隐藏的含义？
◆ 回答：我仍然不承认有“公民记者”，因此不用回答第一个“职业”。至于“博客写手”是值得研究的新生事物，它在国外也诞生不过在20年以内。搞懂了“博客写手”的含义或者说属性，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公认的定义是每一个平民都是某个身边事件的目击者，把事件写出来告诉给周围的一个人，两个人乃至更多人，达到传播。因此“博客写手”应该是用博客作为传播媒介的每一个公民，它不是职业，即使你专门去做，也非职业。至于“记者”我觉得也不用回答了。它已经有了不可改变的职业诠释。
While reporting on the struggles of homelessness in China, you say: “I feel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beyond just writing articles. I’ve developed a connection with them, I feel for them.” Where does this sense of connection come from? Do you feel a sense of homelessness in your role as a traveling citizen reporter?
● 在报道流民的时候，你说过，“我对他们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责任感。我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你为什么会觉得跟他们有共通点？这是不是说你觉得自己作为公民记者也会像流民一样？
◆ 回答：和流民的接触是产生了感情的。和最初的同情已经完全不同。我不是说自己也是流民。流民是有特定含义的，即无家、无钱、无依靠、无生活来源或者生活来源及其不稳定。而丧失了家园是总的前提。我的责任是报道他们，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他们。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是不够的。至少我关注天安门广场流民的时候还很少有人关注他们。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否则他们实际上已经被淹没了。关注天安门广场流民是我尤其愿意的事情，因为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大的红色广场竟然也有如此事情发生，这是违反人类平等原则的。我不揭露有可能就此消隐，因此我有责任。
When talking to Zola at the blogger’s conference about your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the issues that you report on, Zola says: “He gets much more involved than me. But readers with short attention spans, like me, just want to know six things about an incident: time, place, character, cause, development and conclusion. Let readers figure out the meaning for themselves.” Why do you think that you and Zola see yourselves playing such different roles?
● 你在博客论坛大会期间和左拉聊天的时候谈到各自在报道中扮演的角色，左拉说，“他比我更投入。但像我一样喜欢快速阅读的人很多时候只想知道事件发展的六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剩下的内容让读者自己去理解。”为什么你和左拉有这么不同的报道方式，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
◆ 回答：这大概和性格有关，至于说新闻原理我是外行。我报道了，忍不住掺和进自己的见解以至感情，喜怒哀乐。因此我最终不是记者，也不是公民记者。我甚至没有条件去向事件的第二方做调查，我替流民喊出冤屈就够了，哪怕偏颇，甚至一面之词。鉴别他们真伪的事情我把它交给了政府、司法或者职业记者。真的我毕竟不是记者，我甚至没有做记者的报酬。
Are most of the citizens that you approach to interview for your stories willing to speak ou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r what do you do to get honest responses from them?
● 你所接触到的采访对象是否大部分都愿意谈及政府的弊端？你有没有方法让他们说出真实的想法？
◆ 回答：我首先视同自己为对方，他们认同于我。我对此感觉没有困难。甚至说是很轻松就可获得信息，包括他们对政府的尖锐看法。我从没有为此发愁。正相反，我发愁的是政府大门难进，我也想采访他们，但他们太不真实，谁也不愿担当，采访也是白搭。而代表政府的发言人则是官样套话连篇。（2012年4月）

　　我因为是骑单车考察，时常会遭遇被农民“拦路挡驾喊冤”的事情，这在我走过的十省市里都有发生。因此我认定这种非正常情景已为“常态”。这里就捡几样说说，看看是否能说明点什么。
　　2009年9月，我行止陕西南部的毛坝镇，当我在路边歇息的时候被一农妇连拉带扯地叫回到她家，农妇说是有冤案要诉，她认定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农妇家距毛坝镇很近，三公里，依山傍水，汉江从脚下绕行而过。农妇带两个孩子，有大的在浙江打工，小的是女儿，因有眼疾，守在家中。原本退耕还林八年，不再种地，最多在自留田里培育点蔬菜，自己吃，集上买……正在修建的安毛（安康-毛坝）高速路恰经过农妇的老宅。农民们面临着被征地。镇上干部来做工作，只说是国家不会亏你，修这么大条路还缺你这点安置费？农民们全信了。搬了也搬了，迁了也迁了，“搬家补偿的事情上头却不再有话。”直到路基给腾出来了，路桥也打到和山一样高，几番催问下乡上才分别悄悄通知到每家。农妇对我说“拿青苗地补偿来说，坡地补了300元，平地补了200元，也就当年给过一次。”更详细的农妇说等当家的回来说，因为当家的是党员“他说话利落，说得清楚。”后来当家的党员回来了，他对我说：修路占地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开了工，这咱就不计较了，那是国家的决定。后来叫到镇上办搬迁手续，说是缴五元手续费。后来嫌农民拖拉不办——弄不懂的事情能办的快吗？——镇政府就出台政策，可以代办。而代办要收费，你知道是多少？伍佰元！还有收蚕种费的事情，我们这里养蚕，原先家家有树，年年领蚕种，缴纳收入属正常，可是自修路开始，村上大多农民都没有了桑树，没有了桑树拿啥养蚕？可是乡上照样年年收蚕种费，一收就是几百元……
　　和这家农夫谈话很是酣畅，这里地处巴山深处，尚不开化，言谈似无顾忌，不像平原上的农人多了些世故。谈话中我问起山民们似乎都在大兴土木，搞私房建设。农夫两口却这样告诉我：政府号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嘛，不盖也得盖，和文化大革命搞运动一样，尤其是沿公路边的催的更紧。国家是补了点钱，那也不过是意思一下。剩下全靠自己借，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我这房子盖了两年了，外面贴的是瓷砖，里面还是水泥毛坯，没钱。”
　　我问农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向有关单位反映呢？当家的只说了一句：“顶屁用！”农妇则说：“要不我现在见了公路上有记者摸样的走过，就往回拉……”他们还告诉我说，凡是见过记者的人那你就得小心点了，干部迟早要到你家门上来算账。
　　关于农民们如何被封口的事情我做了录像，可以在本文下面观看。
　　2009年年底，我在一家日企工作。公司就在央视大裤衩子东侧的铜牛大厦上。公司的纪律很严就不用说了。有一天刚上班，就有陌生人打来电话，说是在网上听说了我，所以就找到门上。原来是几个内蒙古赤峰市的果农因为政府引进粗通冶炼厂，厂址建在万亩苹果梨福地旁，导致果树两年绝产，只挂叶不结果，果树高头开始干枯，农民只好锯下来当柴烧。如今四处打官司不成，集体赶来北京告状，又一次次被抓被拘……我婉言谢绝，解释我正在上班无法接待。午间进餐的时候，我下楼去餐馆，竟然发现那三个电话里的农民一直等在大堂里。我因此改变主意要了几个盒饭，和他们边吃边谈。那天的谈话结果是我答应了去村儿里观察。临分手，农民们似有话说，我让他们痛快道来。农民说“没想到你要亲自去，可是确实有困难啊。”后来我知道了农民说的困难岂止是困难，简直就像深入敌后。2007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曾就此事前往拍摄。被政府和厂方发现，组织了几十号人手持器械追杀。NHK的拍摄人员被迫驾车绕道河北逃回北京。
　　鉴于农民们所说行动“很危险”，安全无保障，我因此制定了十分周密的行动计划。农民们也自报奋勇答应为我保驾。
　　我是利用周末去的赤峰市喀喇沁旗河南东村。在东村的前一夜里，我和参与行动的农民们几乎彻夜不眠。二天晨曦微露，我就扛着摄像机进入了潜伏区。那是一片较高山坡处，为了拍摄到凌晨铜厂偷排毒烟的镜头，这里是唯一选择。农民们则自发在四处设岗观察敌情。拍摄大约进行了20分钟，眼看排烟要到高潮，太阳却开始露头，农民们紧忙催促我离开，因为地处高位，镜头里看起来很好，却也被淋漓尽致地暴露在厂区观察面以内。农民们说但凡被发现山头有人走动，追上来也就是五六分钟的事情。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收起了机器……
　　时值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我此行拍摄的部分素材参与了某NGO组织参会外围的世界村影像记录。我为此写到过感想：

　　相信“访民”这名词环球唯中国独有（政府够荣光的啦）。做为被访民自称为“中华第57族”的上访人群已经成为一个专用词汇，或者说是“典故”，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研究，而非屏蔽、信息封锁以至视而不见。在此我愿奉献我的一点亲历和见闻。
　　最早出现上访的现象应该是在哪一年呢？通常认为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那些年，时间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1978年底。也就是那一年，我家老爷子被“解放”后赴京任职，我因此也有了一年一次的探亲时间。赴京探亲按说是好事，见亲人，见北京，这在外地人来说，巨大的好奇感、新鲜感，以及开开眼的愿望十分强烈。
　　那时候我们住在林业部机关大院里，每每外出就从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牌子的机关大门经过。年长的北京人大概还记得林业部大门前的模样，也就是现在部门前两旁的商铺位置。1978年那里是两排宣传画廊，隔着画廊里面是机关，外面是花坛，花坛的冬青树高约到腰。花坛和画廊之间一米多宽，长百十来米。令我奇怪的是想去画廊基本不可以，因为画廊和花坛之间有人搭起长长一排算作是帐篷的窝棚，各种材料都有，看起来很乱，窝棚下面有地铺，有被褥，有暖水瓶、茶缸、饭盒，甚至有人还拉起绳索晾晒衣物。唯一印象中没有的是锅灶。显然这些人只做临时打算，并没有长期扎窝的意思。母亲告诉我说：这些人是下面来上访的，旧得走了新的接茬来，前赴后继，没有穷尽。我后来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似乎很有秩序，一大溜窝棚和冬青树齐头，矮得只能爬进爬出，走和平里大街上看不到他们的窝棚。我和他们聊过，他们说：北京是首都，我们要维护首都的形象，这点我们知道，办完事我们就走。我问过他们，办事顺利吗？他们说事情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但是排队总是有希望的。排到了，问题反映清楚了，我们就回家了。这里毕竟不是久待之地。我认识的派出所片儿警也说：这些人的确可怜，要是没有冤屈，谁愿意这样活着。也有一年发生过激烈行为，一个上访人在林业部大门内广场的老毛塑像前上点火自焚。据家里大人说这事很严重，林业部组织专人专案去做危机处理。后来那人情况不明。问起一些老人当年有人自焚的事情，都说“都那么严重了，能不给解决？”没有人相信事态如此严重，也没有人相信问题依然会拖。说起这些事情还有令人感动的。和那些上访的聊天，得知北京居民时常有人扎堆儿和这些人聊天，听他们倾诉苦衷。往往傍晚时分，那里就有了街头“论坛”。小声地倾诉，动情地描述，就有些人扼腕叹息，叽叽喳喳地出主意。又有市民时不时送衣送药，嘘寒问暖。有的是因为遇了老乡，有的则没有什么关系。
　　排队上访，办事回家，这几乎成为常态，没有听说哪位常年驻守北京不走的。这大概预示了那些年信访机构真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当做了工作，而非充当部委的缓冲器。
　　上面说的是我见到的，该是在1978年以后。实际上上访由来已久，上溯以至要到文革前的17年间。哪里像现在这样上访已成职业，已成“民族”，已成战争，已成某些人发财的产业，已成血战到底的疆场。而严禁上访则成政府公务员考核的准则，政绩优劣的体现。
　　说上访由来已久，这从中央一些相关会议可以查到。1978年9月全国就有专门的中央信访工作会议。而这样的会议不是一蹴而就，往往常年开，经常开。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温家宝2003年那次在中央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个时期一些访民甚至为中央会议的召开而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也就是那次会议成为信访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信访不再有访无果，而这个“果”竟然只是一纸文函：收到函、转发函、中央督促地方政府函，其余则“杳无音讯”。信访事件似乎戛然而止于北京的信访机构前。犹如幻梦一样，这场理对事不对的会议精神事实证明是中央递给各信访接待机构的一根拐棍。信访噩梦从此走上无限循环的怪圈，影响深及今天。
　　2010年，我带一位访民去中纪委监察部信访室，亲历了一场令人绝望的上访。
　　门外有约四百人排队，从胡同深处排到接近东四大街。经过两道门卡，一道安检后我们终于走进等候接待的大厅。这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大厅里还的排一支更长的队，它的“长”不在人数多寡，而是在跻身这最后走向接待窗口的20多人的队伍中，你将接受的是更令人恐惧的心理上的考验和折磨。
　　大厅里拥挤不堪，有填表的，有为填表四处讨笔的，还有人在絮絮叨叨地给旁人述说自己的事情。声音不大却也足够震撼。而已经排到窗口的人也绝没有什么可乐的心情。窗口里面那个操着京片子答你问题的妇女直接把你搞疯……室内不大，却架着一只完全没有必要的扬声器，这样你的那点儿事儿，比如说是被强奸啦，家族矛盾啦，以及你试图点名某领导，诉说你的目的意图啦等等都被毫无遗漏地公布在喇叭口上，声音在不大的室内回荡，你会感到自己被扒光衣服扔在众目睽睽之下。我问与我同行者作何感想？他说：有的事情不是那么好公开的，有的人性格腼腆，恐怕承受不起如此广庭大众下的暴私、揭秘。喇叭的作用已经明显：在你排在这支最后的队伍中，首先将接受一次心理的洗礼。相信不少人会不自觉地选择欲言又止。待等抵达窗口，除了自己打垮自己外，你也最多领得一纸表格。那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程序必然。有很多访民都收藏有这样不领也罢的纸片子。果不出所料，在窗口肯定得不到答复的人就开始滞留在大厅内大声控诉，这样的人至少有两个。高一声低一声好像吵架……
　　文革后，曾在中宣部信访处担任副处长的马懋如曾经撰文《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文字里有过对当年的信访处环境和工作人员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