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访民”这名词环球唯中国独有(政府够荣光的啦)。做为被访民自称为“中华第57族”的上访人群已经成为一个专用词汇,或者说是“典故”,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研究,而非屏蔽、信息封锁以至视而不见。在此我愿奉献我的一点亲历和见闻。
  最早出现上访的现象应该是在哪一年呢?通常认为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那些年,时间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1978年底。也就是那一年,我家老爷子被“解放”后赴京任职,我因此也有了一年一次的探亲时间。赴京探亲按说是好事,见亲人,见北京,这在外地人来说,巨大的好奇感、新鲜感,以及开开眼的愿望十分强烈。
  那时候我们住在林业部机关大院里,每每外出就从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牌子的机关大门经过。年长的北京人大概还记得林业部大门前的模样,也就是现在部门前两旁的商铺位置。1978年那里是两排宣传画廊,隔着画廊里面是机关,外面是花坛,花坛的冬青树高约到腰。花坛和画廊之间一米多宽,长百十来米。令我奇怪的是想去画廊基本不可以,因为画廊和花坛之间有人搭起长长一排算作是帐篷的窝棚,各种材料都有,看起来很乱,窝棚下面有地铺,有被褥,有暖水瓶、茶缸、饭盒,甚至有人还拉起绳索晾晒衣物。唯一印象中没有的是锅灶。显然这些人只做临时打算,并没有长期扎窝的意思。母亲告诉我说:这些人是下面来上访的,旧得走了新的接茬来,前赴后继,没有穷尽。我后来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似乎很有秩序,一大溜窝棚和冬青树齐头,矮得只能爬进爬出,走和平里大街上看不到他们的窝棚。我和他们聊过,他们说:北京是首都,我们要维护首都的形象,这点我们知道,办完事我们就走。我问过他们,办事顺利吗?他们说事情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但是排队总是有希望的。排到了,问题反映清楚了,我们就回家了。这里毕竟不是久待之地。我认识的派出所片儿警也说:这些人的确可怜,要是没有冤屈,谁愿意这样活着。也有一年发生过激烈行为,一个上访人在林业部大门内广场的老毛塑像前上点火自焚。据家里大人说这事很严重,林业部组织专人专案去做危机处理。后来那人情况不明。问起一些老人当年有人自焚的事情,都说“都那么严重了,能不给解决?”没有人相信事态如此严重,也没有人相信问题依然会拖。说起这些事情还有令人感动的。和那些上访的聊天,得知北京居民时常有人扎堆儿和这些人聊天,听他们倾诉苦衷。往往傍晚时分,那里就有了街头“论坛”。小声地倾诉,动情地描述,就有些人扼腕叹息,叽叽喳喳地出主意。又有市民时不时送衣送药,嘘寒问暖。有的是因为遇了老乡,有的则没有什么关系。
  排队上访,办事回家,这几乎成为常态,没有听说哪位常年驻守北京不走的。这大概预示了那些年信访机构真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当做了工作,而非充当部委的缓冲器。
  上面说的是我见到的,该是在1978年以后。实际上上访由来已久,上溯以至要到文革前的17年间。哪里像现在这样上访已成职业,已成“民族”,已成战争,已成某些人发财的产业,已成血战到底的疆场。而严禁上访则成政府公务员考核的准则,政绩优劣的体现。
  说上访由来已久,这从中央一些相关会议可以查到。1978年9月全国就有专门的中央信访工作会议。而这样的会议不是一蹴而就,往往常年开,经常开。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温家宝2003年那次在中央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个时期一些访民甚至为中央会议的召开而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也就是那次会议成为信访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信访不再有访无果,而这个“果”竟然只是一纸文函:收到函、转发函、中央督促地方政府函,其余则“杳无音讯”。信访事件似乎戛然而止于北京的信访机构前。犹如幻梦一样,这场理对事不对的会议精神事实证明是中央递给各信访接待机构的一根拐棍。信访噩梦从此走上无限循环的怪圈,影响深及今天。
  2010年,我带一位访民去中纪委监察部信访室,亲历了一场令人绝望的上访。
  门外有约四百人排队,从胡同深处排到接近东四大街。经过两道门卡,一道安检后我们终于走进等候接待的大厅。这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大厅里还的排一支更长的队,它的“长”不在人数多寡,而是在跻身这最后走向接待窗口的20多人的队伍中,你将接受的是更令人恐惧的心理上的考验和折磨。
  大厅里拥挤不堪,有填表的,有为填表四处讨笔的,还有人在絮絮叨叨地给旁人述说自己的事情。声音不大却也足够震撼。而已经排到窗口的人也绝没有什么可乐的心情。窗口里面那个操着京片子答你问题的妇女直接把你搞疯……室内不大,却架着一只完全没有必要的扬声器,这样你的那点儿事儿,比如说是被强奸啦,家族矛盾啦,以及你试图点名某领导,诉说你的目的意图啦等等都被毫无遗漏地公布在喇叭口上,声音在不大的室内回荡,你会感到自己被扒光衣服扔在众目睽睽之下。我问与我同行者作何感想?他说:有的事情不是那么好公开的,有的人性格腼腆,恐怕承受不起如此广庭大众下的暴私、揭秘。喇叭的作用已经明显:在你排在这支最后的队伍中,首先将接受一次心理的洗礼。相信不少人会不自觉地选择欲言又止。待等抵达窗口,除了自己打垮自己外,你也最多领得一纸表格。那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程序必然。有很多访民都收藏有这样不领也罢的纸片子。果不出所料,在窗口肯定得不到答复的人就开始滞留在大厅内大声控诉,这样的人至少有两个。高一声低一声好像吵架……
  文革后,曾在中宣部信访处担任副处长的马懋如曾经撰文《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文字里有过对当年的信访处环境和工作人员的描述:

 

  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负责接待的同志怀着很大同情,热情、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十几个小时,还要作安抚工作,为他们解决食宿,还常常拿出粮票、衣物和钱等,解囊相助。他们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吃饭、休息,日以继夜,急来者之所急,办来者之所需,毫无怨言。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这里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说:凡是不实之词,不正确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以上不过是三十年来前后一个比照,而这三十年来都做了什么呢?如果说三十年前经济和政治都齐头站立在起跑线上,那么如今经济在跑,而政治呢?却无所事事,止步不前!导致国体重赴积重难返的局面。而上访民众的疯狂增长恰是这个问题的终端反应。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对560名进京上访人民的问卷调查评估报告称:有71.05%的上访者认为,新的《信访条例》实施以来,地方各级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更为严重;有63.9%的人表示曾因上访被关押和拘留;有18.8%的人表示曾因上访被劳教和判刑。
  上访问题的研究还将继续,今天先写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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