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前头的】《视野》是我创办于1979年的一份非官方杂志。蜡纸钢板刻写,手工油印。它的诞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一切都在尝试与探索当中……这是一个我已经讲述过很多次的话题,一件旧事,一个过往,一段尘封已久的……而再次的提起是因为时隔三十四年后,它的主角忽然出现在我的桌面!而之前我的讲述也仅只是自说自话,难有印证。直到有一天,一个失散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告诉我说:“在我的箱底儿躺着它们,你信不?”后来我就看到了它们,真的,在时隔三十三年后,它们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我的桌面——一字排开的四本《视野》。这对于我,一个三十多年来颠簸流离,居无定所,以至没有家财万贯,更没有可能保留什么人生档案的我来说,真乃大喜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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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四期《视野》的封底文字中,我记起了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年底去的北京。在张自忠路东段路南的一个大杂院儿里,坐着表情严峻的三十余人。北岛来晚了,但看得出北岛角色的重要。先到的没有人埋怨,相反,随着北岛的到来,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之前我听一哥们儿透露“今儿有重要决定,待会儿听北岛怎么说。”我和一河北来的哥们儿被当做嘉宾安排在“主席台”上,一左一右,中间坐着北岛。
  那时候我在西安创办的《视野》出版至第四期。第一期:1978年12月28日印刷,总量50份;第二期:1979年2月8日印刷,总量80份;第三期:1979年3月30日印刷,总量100份;第四期:1979年9月20日印刷,总量80份。说起来很悲剧,在那个没有电脑,更没有照排技术的年代,我还是沿用重庆地下(共)党出版《挺进报》的手段:蜡纸钢板手工刻印。因此每期的印刷量取决于蜡纸能够被油滚子刷印的耐力。第一期因为没有经验,印到第50份时,蜡纸就已经起皱。一份大概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小的杂志《视野》第一期五十份就此诞生。
  我坐在张自忠路《今天》杂志编辑部召开的特别会议主席台上,心中自有一番忐忑。我是在《视野》出版中遇到意外的时刻,断然发出公开信的,记得公开信的大意是:我们是一团散沙,无法抵御随时可能遭遇的“打击”。我决定停办《视野》,但我珍视围绕在《视野》周围的青年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视野》停办后,我将负责地把未能出版的第五期手稿悉数送到《今天》,去和北岛合作……
  我是连夜卷着一大捧杂乱的手稿,登上北去京城之路的。1  
  也是在那个时间,1979年的9月27日,北京的黄锐、马德升、曲磊磊、严力、李爽、芒克、王克平、钟阿城、薄云等十余画家在中国美术馆东墙栅栏上悬挂起了他们的作品(图一),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挂在栅栏上的《星星画展》将成为中国自由美术新潮的起步标志。而《视野》的终结版第四期正是出版于《星星画展》之前的七天。
  首届《星星画展》遭到警察干涉后,仅仅一个月后,据说是因了“交涉”,就于当年11月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再次举行。而第二届《星星画展》则堂而皇之地搬进了中国美术馆三楼,时间是1980年8月。从我把《视野》杂志第五期手稿送至《今天》到第二届《星星画展》,我见证了这个后被中国思想界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的阶段。但此番展览由墙外(栅栏)进而入住(美术馆),却真的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事情。艾未未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星星”的参与者对体制的依恋,是“小知识分子”情结,是“非常恶劣!”的。的确,这和他们在画展上所主张的现代艺术观念难说吻合。
  其实,就在北京的《星星画展》大起大落之时,一帮青年在中国两大帝都的另一端古城西安正紧锣密鼓筹备中。
  1981年3月,《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正式展出。在展出的18天里,前来观展的人数达6万余人次。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星星画展》。后来有美国一位艺术评论家撰文称此展“是当前中国最前卫,最具抽象意味的一次成功展示。”展出俩月后,在中国高层内参《大参考》(1981年5月25日第18628期)上则转载了一篇美报文章《在中国的抽象艺术……》[作者:琼·莱博尔德·科恩/艺术史学家/摄影师]。文章说“西安第一届现代艺术展,上月在西安开幕。西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传统首都。这个由二十位年轻人——其中有八名是在西安的陕西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的学生——组成的小组,展出了在中国所展出过的最具抽象的美术作品……”。
  也就是这届《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上,许多曾是《视野》的作者都参与其间,这是后话。
  《视野》结束了它的短暂使命,这被认为不是一般的个案,与其同时被勒令停办的还有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就是北岛他们的《今天》。
  那天在北京张自忠路召开的特别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今天》告别会。当然,它不是简单意义的屈服。北岛在会议上宣读了《告首都三千名人书》,并要求大家分头发送。我因为家住木樨地22号楼,那上边住了不少文革后“复辟”回城等待安排的“走资派”。我因此自告奋勇,要求担当三十份的分送任务。当我手拿那三十份薄纸时,忽然觉得再执意此刻把我带来的那一捆《视野》第五期手稿交给北岛简直就是多余。遗憾的是,《今天》的“告名人书”我只送出了大约十五份。其中有姚雪垠、萧三、陈永贵、王光美、侯宝林、曹禺等。那也多在这些名人们走出户外,在楼下活动胳膊腿儿的时候。因为同住一楼,父母告诫行动规矩,我自己也觉得不方便去闯门送“书”。
  据北岛讲,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指出《今天》《未名湖》等非官方刊物必须取缔。这迫使追求艺术自由的艺术家们第一次在中国为艺术而上街游行。三十二年后的2010年2月22日,北京正阳艺术区艺术家们集体走上长安街举行维权游行,艾未未首当其冲地走在队伍中,这令我想起他也曾参与三十多年前《星星画展》活动的往事。可以看出围绕着《星星画展》背后的批判在艾未未是由来已久的,他认为“有多少还在针对现实提出问题的艺术家呢?”“讨论‘星星’时代的艺术性问题本身就是个荒诞的问题。艾未未“笃信艺术和政治密不可分,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纯艺术表达问题,‘在某些时候,对艺术表达的争取就是核心问题’”[南方人物周刊/《1979“星星画展”回顾 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原点”》]
  2009年,在北京的一次原西北第一保育小学(这个学校前身是<共>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女学校)在京13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四十年不曾谋面的小学同学陈向东。那时候他已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他告诉我说:他的箱底儿还保存着几本《视野》。这是我第一次在时隔多年后发现的《视野》原件。只可惜,陈向东始终没能从庞大的家产中翻寻到那对我来说历史性的发现。后来我对此事也就渐渐淡忘。
  《视野》的初创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最是开放,最是活跃时期。以《今天》《未名湖》等民间杂志为代表的大量民间自办杂志的出现,似乎只需按照法律申办一份执照便可转为正式或者说是合法。宪法制定的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也几乎只在弹指之间。谁都相信,事情会是这样顺利发展的。我们也因此在《视野》出版后的第一期,就直接直投递给中央以及陕西省委宣传部以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陕西作协机关刊物《延河》等。那似乎是在宣示一种思想的意见,表明一些意见不同者的存在。果然,陕西作协就从《视野》上选择了我的一篇小说,发表在《延河》1980年第五期上。据当时我的编辑张沼清说:为了让《延河》跟上开放的形势,选择来自民间刊物的小说属破格。
  在我们所投送杂志的对象里除了文化单位并没有西安市公安局政保一处(政治保卫处,也就是“国保大队”前身)。但他们不请自到。不久我就被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公安局政保处展开双料侦调……关于这段我不想在此回忆。怎么说呢?那就彷佛是秀才遇到兵,他们并不和你谈论思想,谈的只是对他们对上级的负责。而负责的理由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晓,问的急了就只有一句“不能为社会主义抹黑”。那时候还没有“勾结什么势力”一说,只因改革的大门才只有一个门缝儿,国家甚至还没有开放普通公民境外旅游。
  二○○八年,北岛在海外撰文认为“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而始终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视野》作者们,其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难能自主的变化。而他们唯一继续着的是部分作者已将《视野》的介质转换而为田野,城市街头,民众之间。而和《今天》仍旧共同的则是:他们同样回到了“它最初的起点”
  一九九0年夏天,《今天》在海外复刊。
  二0一二年夏天,只出版了四期的《视野》像古董一样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桌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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