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许多的人会问:这些日子高流恩也去广场参与维权吗?
  流恩是25800名当年(1970)被遣往秦巴山中修铁路的17岁的孩子当中之一。时隔四十二年后,这些老孩子“忽然想到”我们本该继续读书而不至于如群盲活着;或许我们该生动着人生而不至于以为自己曾经对得起国家,后半生尚存无悔……
   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任何痛苦莫过于四十二年后才感到了痛。而对此政府竟然没有记起!因此政府无从痛感,因此政府坚信无责,有责只在前任,在历史, 在那个荒诞不经的时政。政府的谈判代表竟然认为这样的苦中国人谁都受过,这样的苦“和我小时候用手在农村的羊圈里掏粪又有什么不同?”因此结论为“小题大 做”“你们这些城里娃呀!”……我听那段录音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了我的什么都不是!
    可是政府似乎又暂时性恢复了记忆。就在时隔42年后的今年春上,政府忽然下发文件,对死亡及伤残人员有所抚恤……
    这世上任何糟糕的事情都莫过于政府没有记性还不听你说。因此也只有这个政府才可以创造出为42年前的罪过“略表歉意”的最长失忆记录。然而这并不证明知错,尽管补偿来得姗姗,或可解释为政府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政府是以大局观洞察问题的,决策需要前瞻。
  因此不能不让人警惕政府是在缓冲,为了稳定的要求。
   正在拍摄纪录片《在历史这边》的我,一直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思考。这些日子里,在跟踪这些“历史这边”的镜中人时,我感触最深的是这些人已为时不多。当 高琉恩在熙熙攘攘的街心人群中踯躅前行时,我心底只剩下深深祝愿,你就此轻轻地活吧,虽然看似沉重。我知道你肩抗大包时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因为 42年来你一直习惯着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广场围观,因为42年来你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政府。
  政府绑架了2.8万学生的道德观,我们却不该以道德的名义再去绑架我们生死患难与共的同学,每一个同学,每一个默默无闻这的三线学生。
  让我们学会教育政府,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本没有“感谢政府”这个词儿存在的权利。
  系列纪录片经过长时期的素材积累,目前进入第一集的落实阶段。下面是最新一段五分钟拍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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