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砸抢时期”显然是一历史概念。具体是指哪一年呢?由于文革历史在中国已被禁谈三十年,尤其是在1980年前后短暂的“伤痕文学”时代结束之后,这段所谓有辱党形象的中国共产史被正式舆论所限制,因此没有谁能再做权威论定(野史不算)。这里我只说我所经历的那个时期的印象。

1967年,全中国武斗正酣,打砸抢这件事情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也就甚嚣尘上。

保小对门的37中刚打死人,是一名老师(文革后经王友琴海外揭秘才得知受害者叫王冷)。死人带来的惊骇期并不很长,也就十几天,反倒给我们这些由13岁孩子组成的鹰击长空战斗队以一种意外激励:人都可以随便打死!砸点东西,抢点不是自己的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潜在暗示对于一些思想尚在发育中的孩子影响是轻易的。很多年以后,我们知道了“洗脑”这个词儿,才对此有所悟省:让你的大脑丧失独立意志,成为政治偏执的狂热追随。谓之“洗脑”。

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忽然长大。

在吃了许多烤麻雀,偷了许多农民的大白菜后,我才忽然真实地感到我们这些童子军们在大人,甚至是对门37中的中学生眼底根本不算什么。当刘斓涛的麻花兵也并不顺利,甚至没能领到一次传说中的红卫兵革命经费(此经费据说每人每月18元),就得知刘斓涛(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作为西北局头号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游街那天,我清楚记得是站在东大街马场子口上,眼见着以一头银发著称的刘斓涛被五花大绑在卡车上,胸前挂着大牌子从东大街上开过去时,我被震动了,我也真的糊涂了。以之前他在体育场能够召集起55万人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的魄力,他怎么也不该有这一日落得如此为寇啊,那真的是不能看懂的世界。

鹰击长空战斗队已经走失多人,因为同学们的父母就在此前此后纷纷落马,又多被关进牛棚。聪明点的同学说“这就不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事情(指文革造反)。”我则不然,我热衷于一个组织的建立,一个相似于小社会的自我独立的存在。虽然那个组织连基本的口粮都不能提供,虽然那个组织的目标目的以及存在必要性已经愈发迷惘。很多年后,当我懂得了营销学里的“危机公关”,也看多了历史上那些政治斗争中处逆境而力挽巨澜的人物其命运浮沉之后,我明白了我们那之后的一切举止均属政治斗争方略雏形。砸烂37中红卫兵队部就属于此列。

之所以目标对准37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的高音喇叭实在讨厌,而我们年岁小,尚无能力拥有他们那样的宣传机器,没有不要紧,那就砸掉他们,据为我有。其二,能够打死老师的红卫兵组织若是败在了我们脚下,那我们岂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

那些日子,架在37中学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声音可以传至小寨上空,尤其是到傍晚,十分讨厌。当砸烂37中广播站的决定成形后,我们这些13岁的孩子一整天里都沉浸在异常兴奋的状态里。

那晚趁夜色,我们一行六人来到37中学校外墙附近蹲守,直到大喇叭停止播音。我们挑选了两个身手敏捷,个头又高的同学翻身过墙。其余四人有两人放哨,我和一位后来进了公安局当了警察的同学做接应。说是“砸烂”那实际上是借来之词,社会上“砸烂”的口号震天价响,“砸烂公检法”“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某某某的狗头,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就和当今网络上那些五毛和毛迷们的言语口气一模一样。

约莫到后夜,进去“砸烂”的同学在墙内开始小声呼唤我们。接着就有一件件我们不曾想到的东西从墙内给扔了过来。有一捆捆的纸,有木箱子,还有一件件衣物样的东西,夜里一时也看不明白。墙外边的我们就只管兼收并蓄,大包大揽地佣进怀中。直到墙内的两个同学翻过墙来。那时候,我的心真的是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大家相互间已经顾不得许多,各自撒开脚丫子就跑,呼呼噜噜地朝向四面八方。还好,这是我们事先的约定。各自回家,回到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的各自家中。

说起来这无疑是场悲剧了。因为我们弱小,尤其是我们根本没有具备那种叱咤风云的造反勇气。就这么一个决定,各回各家,竟然成了鹰击长空战斗队从此寿终就寝的开始。事后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多数同学胆怯,想起被砸烂的是刚刚打死人的红卫兵广播站;其二也有饥饿的原因,有谁愿意和我们一起挨着饿干革命又如今要担惊受怕;第三个原因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原因,那些日子,我们班六十二位同学的父母几乎全军覆没,成为西安市从省级到市级各个机关单位的揪斗对象,人人都是牛鬼蛇神。而我们子女们也捎带有了一个称号“狗崽子”,人人都是狗崽子。

我和徐明——三十年后他当上了西安某区的劳动局局长——俩人后来悄悄去了趟保小,去瞻仰了我们的革命圣地,卫生所的住院部。并且把那夜里仓促中埋藏在保小墙内一棵树下的战利品做了个清点:四捆马粪纸(用于写大字报的最劣质的一种纸张)、一架滚筒式油印机、四盒红黑色印刷油墨和最为珍贵的一支高音喇叭屁股。这只喇叭屁股也是那夜里我们成功砸烂的唯一标志。我和徐明把这些战利品一一藏进了学校中心办公室的芦苇席顶棚上。我和徐明相约再来,也许我们的鹰击长空战斗队还会有重生的一天。

就此,我和西安市莲湖区区长的儿子常力平踏上了流浪西南乞讨为生的日子。那是后话。

2004年,我从北京回陕探亲,惦记多年的事情希望此行做个了结,也就是查看一下那些藏在中心办公室芦苇席顶棚上的“文物”。我心下在想,告诉给现在的学校校方从前的故事,这已经没有什么可隐瞒以及什么可怕的地方。兴许就此来一次路线斗争教育,教材那才叫个新鲜生动。但是,我眼前只看到的是一座铺设着塑胶跑道的足球场,而原址上的那座大屋顶的办公中心则早已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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