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17年间,中国凡经济不发达区流传一说法:要买东西上京津。“上”指上海,“京”指北京,“津”则指天津。以上所指多是直接关联民众生活的轻工业商品。北京和上海商品门类较均衡,包罗万象,方方面面均有涉及。印象深刻的标志性商品如北京的海鸥半导体收音机、北京牌电视机(挂牌天津所产)、稻香村北京糕点和果脯、时尚衣物尤其是鞋类;上海则有锰钢13型和凤凰18型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红灯牌交流电子管收音机和时装;天津较纯粹些,多以上档次的毛纺织品为标志,大概因了纺织工业的发达。当然天津的天津牌手表也为众目所瞩,和上海牌、北京牌鼎足三立。
  综上,可略见计划经济之一斑。

  那时候,凡去北京出差,总有代人买东西的任务。人类经济社会出现计划经济模式可说是人类历史的悲哀。而计划经济的罪魁又在于独裁专制制度。这种情形在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尤显突出。这与当今西方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计划与市场经济结合模式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前提不同。西方社会的一切经济模式统统遵循的是市场调节。而独裁社会为人的意志至上。权力者可以粗暴干涉市场。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包括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往往就是一个大笨蛋的经济。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上是集中力量办坏事,而且坏事办得更大,破坏性越强,乃至积重难返,直至最终崩溃。
  1968年前,因为是国家统一计划。因此西安市连生产一颗衬衫纽扣都没有权利。我所说的衬衫纽扣就是传统的白色或黑色,有两或四眼的那种。印象中,那种纽扣均来自上海,因此纽扣的背面往往铭有“沪”字。不能生产纽扣尚在其次。西安还不能生产啤酒,不能生产冰淇淋。其它如眼镜、皮鞋、箱包、婴儿车,乃至盛产羊奶却不能深加工,千里迢迢运至发达地区加工后返销回陕。当然也有较大规模的轻工业产品如自行车、骆驼牌搪瓷用品、床上纺织用品、西安牌手表,以及工农牌头、铁锹,钟楼牌蚊香、钟楼牌冰棍等琐碎。而这些产品又严重依托于央级国防大厂,产量和质量十分有限。
  1968年的一天夜里,西安东大街忽然锣鼓喧天,口号山响。这种情形本已成西安市民的习惯。但凡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便会以“北京来电”的形式推出。这种推出又往往来自深夜。后来就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什么总是半夜发布?”的疑问。而1968年的那天夜里,街上锣鼓响得却不同寻常。直闹到后夜、凌晨、天大亮。
  天亮后,我迫不及待地到街上去看热闹。游行队伍仍然不见歇下。记得那天我是站在马场子与东大街交叉的地方。从东边大差市方向有彩车徐徐开来。车上人摇旗呐喊,有车下路人亦是热烈响应。彩车侧边挂横幅,横幅上书“热烈庆祝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车上的高音喇叭里大放流行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车队在东大街上往返穿梭行驶,却很难看懂究竟毛主席发布了什么最新最高指示……
  也就是这一天,西安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衬衫纽扣,从此不再依赖沪上产品。为此,西安人着实骄傲了好一阵子。
  那么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西安市就有了建设纽扣工厂的“计划”呢。又为什么不再由上海统一供应了呢?追究这个已经没有必要。在人治至上的经济模式下,什么事理不是以手拍脑门儿来定准儿的呢?
  西安纽扣厂的厂址不详,但同一时期被认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成果的灯泡厂是建在田家湾西侧与铁路支线之间的路南。过浐河去东岸毗邻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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