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中国猛博》是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图书，出版后不久即登香港图书热销榜……

   

　　中国人民大学25岁的女生李宁同学于今年3月5日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为其母李淑莲冤死龙口市信访局，三年问题不得解决，反倒逼使家人逃亡省外一事，裸跪广场，向苍天呼号，对世人鸣冤。以其一个美丽女性最最珍贵的操守于不惜，显示了一个公民在恶劣境遇下不屈不挠，为正义献身的悲壮。
　　李宁的母亲李淑莲生前和我认识，因为与我同龄，且生日只比我小一月。我因此和她颇见缘分。
　　说起来令人难堪，李淑莲和我的第一面竟然是对我这个初次谋面的男人讲述自己被十几名大汉赤身裸体从北京丰台区幸福里一家小旅馆里拖走，连夜绑回山东的情形。关于事件经过我已有文字和视频记录（详细见2009年7月1日博文《暴徒深夜劫持妇女一丝不挂》）
　　李淑莲被深夜绑架回山东龙口市610基地后，又光脚出逃，后重抵北京。李淑莲的视频控诉就是在那天在我位于鸟巢旁的居室里录制的。接下来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在那间小屋里我又录制了“李淑莲老公携子进京寻妻”“同室被绑架女友李春华再诉龙口市信访局雇佣流氓作恶”的一幕幕恶戏。而李淑莲那时的处境已经到了非常危险境地。
　　后来在王荔蕻的安排下，李淑莲和李春华被秘密安置在大兴区南小街流民公房附近的一间只有一只小窗的屋子里暂避。我去看望过二位山东女人。李淑莲热情地买来西瓜为我们降暑。我们了解了她们的生活状况，小坐片刻即告离。未曾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她就被当地德茂庄派出所交给了龙口市来京的截访狗。而最令人气愤的是，出卖李淑莲秘密住处的竟然是那间秘密小屋的房东，一个无耻的北京市民。
　　关于李淑莲事件的来龙去脉，王克勤和冯军有撰文《山东上访女李淑莲死亡之谜》可参看，这里不再赘述。
　　必须揭露的是，龙口市的作恶并未以李淑莲的死亡而收敛，恰相反，在之后的三年里，其罪恶层层叠加，封口、恐吓、追杀、跟踪骚扰以至控制舆论的恶行至今没有结束。这就很好理解一个25岁处世未深的女大学生为什么要裸跪广庭大众之前，做出常人不好理解的举动了——在退后一步就是死的境遇下，还有什么可以顾忌？只要叫良心还能驻足，叫国人冲破隐忍，访民们还有什么需要顾惜而不舍，那么，究竟是谁可以给他们以出路呢？
　　日前，李宁面对镜头讲述了她目前在大学读书时的特别处境，纪录片《李宁的口述》请观看

  　　写毕《非官方杂志<视野>的事前事后》上篇，就不知道如何去写下篇了，实在是想说的太多，头绪却纷杂。后来就凭了经验：写不出不写，回头再杀个回马枪，果然就有感觉。今天就把这个“就有”给记下来，也顾不上什么条理、体裁和章法了。
　　关于《视野》标志（LOGO）的出现：LOGO对我来说是陌生的，直到《视野》结束许多年后，我开始从事广告业的时候才忽然想到了拓在《视野》封面左下角的那个小窗户形状的印记。
　　在《视野》第三期十六页的“视野信箱”栏目里，刊登了一封署名H.A.E，来自兰州的信，日期是1979年1月8日。“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次他无意间在《泰晤士报》上发现了一条被被检察官漏检的新闻，这是一条关于中国国情的报道：中国就像一座封闭得只有一扇小窗的房子。当然里面挤满了人，而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踮起脚尖拼命想通过小窗向外望望。但这种企图只要被卫兵一发现，那么这些人就将被打入小屋的最底层，使他们永远也见不到亮光。”
　　写信的是个女孩子。实际上在《视野》筹备期间她就得到了消息，并且给我讲述了那只小窗的故事，我受到启发并且着手制作那只小窗。
　　小窗的图案比较简单，但是那些“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的知识分子着实让我犯难。我是用一条废旧自行车内胎剖开展平代替印章材料的。先在内胎上用圆珠笔描摹出窗户的图案。也试图在那小窗口里画上几位“知识分子”的形象，无奈空间太小。用模拟木刻刀法在柔软的橡胶上刻画，也许画得出，但却很难剪出。后来就放弃了“知识分子”。然后我用剪刀像剪窗花一样对图案进行镂空处理，这个过程还算简单。后来我把“窗花”小心地钉在一块木头上，蘸上印刷油墨就可以拓印了。《视野》的名称记得是和当时的诗人，现在的画家陈克雄商量后决定的。刊物名称的制作也和那只小窗一样。歪歪扭扭，意味着自认为稚嫩的娃娃体，那是我活生生把个正常的字体反复“歪曲”才形成。
　　女孩子的信里写道“当我看到那个顽皮的小男孩趴在墙上向外望的时候，《泰晤士报》的那段报道就自然的被想起了。好可怜的孩子，经过了多少斗争，才有权利爬上这墙头呀！现在我也希望我像那个小男孩一样爬上墙头向外望望，那种精神盲人的生活我是过够了，那扇打开的小窗户给了人一种美好的感觉，尽管小，还让人对它充满了希望。”  
　　七十年代末，物质生活尚嫌贫乏。当个体经济尚未起步，国有经济又只是小心翼翼地停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口号之上时，社会经济整体呈观望态，待拨乱反正状。很多人不能忘记的是那个由“上海金星牌”9英寸小电视到12寸日立黑白电视机，到18寸彩电的出现，再到追捧21寸直遥的漫长而令全民焦心的日子；曾经制造飞机大炮的国防工厂开始用航空材料打造合金铝单速自行车、民用单缸洗衣机、家用电风扇……；制造过坦克大炮和炮弹的国防保密工厂纷纷改产坦克技术民用化的50CC轻骑摩托车、三轮板车……人们相遇问得最多的是“政策会不会变哪？”结论又多是“看看再说最好！”也就是那个年代中央正着手两件大事，一是号召全国人民吃西餐，还有一件就是以外科手术般的动作和态度突击制造简化字，据说是发现了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因为还没有计算机照排技术，全国的报社、印刷厂排版车间纷纷大换铅字块儿。这些都在《视野》的几期里出现（虽然只是蜡板刻印/见图示一）。古城西安的传统文化优势再次发扬。和我发小的有后来成为王朝闻文革后的开山弟子，有当年后因为《西安现代艺术展》而出山的诗人、现代派画家，现任中央的王岐山也在西安的小酒馆里和一帮民间自由思想者侃侃而谈其哲学、其艺术、其国际政治……
　　那是80年代激情与理想年代的前奏，一切在未知中，却又似全然于掌骨之间，纵论天下兴亡国家大事，却从来无须畏惧之虞。没有一个群体在思想上甘于寂寞，也没有谁因为缺失了新的观念而显得迂腐。直到三十年后在与清华教授郭玉华交谈“公民社会”话题时，郭教授还不时怀念及那学术思想空前自由的年代……
　　女孩子在致《视野》的信里说“我喜欢它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像我一般大的一群青年人，这使人振奋。我认为自己是小人物，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正向欧阳平说的，如果全国每个人都站出来讲真话，那该是怎样一种局面呢！这些作者敢于写出这些东西，就证明他们是勇敢的，是面对现实，并且是相信自己，相信人的力量的……”[《视野》第三期16页]
　　我和这个充满激情的信的作者早失联系，三十年后，我们现在或许天各一方，也或许近在咫尺。天若感应，想来我们都会同声一个感慨：那个时代是曾有过么，在中国？那个渴望说真话的女孩子后来有了真话的机会么？你在信里生动描述的那些“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最终获得了的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一切都重归于原点！只是变幻而成一个用财富武装到牙齿的怪兽。一个缺乏民主，只有专制，缺乏精神，只有银元的国度。它是当今世界之热点，也当之无愧成为全世界的担忧！
　　事实上，我们当年那些热血青年们，正在为我们当年的事情还债。我们都重新成为《视野》上的那个“好可怜的孩子”。“经过了多少斗争，才有权利爬上这墙头呀！”现在的我们何尝不是视野小男孩儿的境遇，我们不是又整整齐齐地站在了一个叫做GFW的墙里了吗？
　　我想到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观点：（八十年代）亲历者对八十年代的叙述都放大了一面，过于迎合自己内心的某些需要，谈的是如何辉煌，如何激情，如何先知先觉，省略了很多东西，缺乏反思。
　　也正是在此“缺乏反思”的瞬间，一个伟大的机会被我们错失，难道不是么？请看看，我们现在的起步是何等的超出过去的艰难。
　　从老古董《视野》重读过程，我忽然意识到了我们的处境，因此我将《视野》当做了今日明鉴。
　　怀念那位给《视野》来信的女孩子，你在哪里……

 　　天安门广场的流民们自住进位于大兴的流民公房后，个个都变了个样儿。他们不再脏，不再形容畏缩，也不再见人只说“命不好。”“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他们中间我做过统计：除了年岁大的，凡四十岁以下，二十多人里有十八个曾经是在少先队旗下宣过誓“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有两个曾经是人民公社生产队干部（其中王文忠已暴病而死）；有四位当年曾是村或乡级劳动模范，一个是农业学大寨的妇女标兵；还有一个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住怀柔舟桥连战士（曾获五好战士名誉）……而在近三十多年里，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修建京九铁路国家占地补偿款被村级干部侵吞，无地而致贫；因为少时遇暴致残，长成后遭众人歧视无工可做后流落街头；上访之路漫漫终遭不测，案未血人却丧魂街头成女乞；23年前春夏之交赴京贩菜遇广场事，永定门车站无人卸菜致菜蔬腐烂背债八万藏匿京城至今春暴死流民公房……说到老徐，就要展开来说了。
　　老徐，徐继承，山东人，身材却小。上回说到老徐“永远期望着捡拾废品而晋升富人”。并非妄语，他就真的是那么做了。按诗人的说法“理想永远在向勤奋的人儿招手”。对老徐来说，理想的小手是招了又招，可财富的理想谁想过？老徐当然知道捡拾废品至多糊口。又怎能真的就招呼得了还在上大学的女儿呢？
　　2008年春节的时候，一次我召集流民聚餐，想询问一下他们的私人情况。那是为对流民进行家访所做的准备。因为有个消息泄露，引发多了个流民对总统老王的嫉妒，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网友筹集到部分资金。我以这笔善款为本和老王商量。准备去他老家已经废弃的邯郸峰峰煤矿考察。事先的计划是用这笔资金在那里承包养牛场。但凡成功，则可把流民公房的劳力尽数迁至，以养牛为生，兼做副业。虽然资金还有缺口，但看当时社会的热情，想来这个念想是可以的。何况我的几个朋友愿做资金垫底儿……事情还在筹划中，却怎么惹到了其他流民呢？
　　原来，我和老王的愿望仅只是一厢情愿。20余口流民各有各的理想。老王回老家养牛没什么可说，那不证明所有的流民就都同意。有的有案在身，家中冤者早晚期盼北京来的好消息；也有恋北京的繁华，厌恶了重回乡下如见噩梦；马蕊华老太太年已七十，又经不起如此跨省迁徙，何况又牵挂着河南老家的卧床残疾老伴儿；王允还年轻，20浪荡岁儿吊着个残腿，说养牛我又做不了什么，还不如留在北京，华灯下自有一份踏实……
　　也真怪我的考虑缺欠周全，一旦方案做起来，那不摧毁已有的公房安宁才叫怪了。
　　老徐在人群里总是神秘兮兮。这时候也唯有他站了出来，提出了一条建设性意见：老张，你只要支援我一笔钱，至多五万，我可以白手起家，就在南小街儿开个电动（助力）车代理商店，连卖兼修，我可以保证带三个穷弟兄……
　　我没有答应老徐的“合理化建议”，流民们谁也不知道社会来款的艰难。后来我们用那笔钱也做了些力所能及而又惠及大家的事情。比如买了三辆公用板儿车，为两个流民支起一个修鞋摊儿，为张先平和老闵办起了旧书摊儿，为全体流民做了次体检等，这是另话……
　　流民老徐的理想似乎从来没有过实现。
　　老徐永远是个神秘人。他从不对我说起自己的来历。我就他的流浪生涯曾问起和他在流民公房同居一室的难友。据介绍老徐性格倔强，遇事不求他人。他在山东的老家里有老伴儿，女儿则在青岛大学读书。十多年前发誓外出打工，遭遇却多舛，最终一事无成。他曾对流民们说：挣不到钱，无脸回家。老天不开眼，就是让这个不求人的人被迫两次求到了我。一次是开电动车铺子的事，一次是为女儿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事情。记得为此我在博客里向社会发出过请求……
　　几天前，消息传来，老徐再次重返前门。重返前门的老徐是两眼几乎瞎掉的老徐，经我这几天最新了解，老徐患了白内障。
　　今天老王打来电话，得知老徐夜里住在前门东侧老火车站前的2号地下通道里。白天，老徐靠在果皮箱子里摸索着捡拾饮料瓶子卖钱为生。我叫老王带老徐会流民公房居住，老徐回说不好意思了，再说每天回广场捡瓶子往返大兴南小街儿还得乘高速公交，又丢四块钱。北京的饮料瓶子收购价现在是小瓶一毛，大瓶四毛。这对老徐来讲显然不合性价比。
　　此刻我远距北京千里之外。我希望曾经参与过救助北京天安门广场流民的八百善士动作动作，还有看到本文的北京朋友在路过前门东侧地下通道时稍许给予老徐以关心。那里现在每晚上留宿着二三十位无家可归人。北京警察对他们现在倒是宽松，据说警察现在执行上级的重要指示，对流民“厚德、包容”，词儿还挺文气。可是流民们只要填饱肚子。

 　　北京的警察开始实行“怀柔”，流民不知在哪个警察那儿听来这么一耳朵，他们给我转述时用了这样的词儿：厚德、包容。我问流民这是你们的诠释呢还是他们有如此之说？流民说：就是警察对我们说的。
　　听了上面说法，我不知道如何给流民们表述我的感受。后来我在电话里对他们说：首先要确定的是，这是他们老在变，而不是我们。多少年来，以至几十年来、好几十年来，他们的说法总在变换。就比如这个“厚德、包容”吧，它背后的支撑又是什么呢？显然不是法，没有法为础，当然可以随时变换，随时出台新政，以此显示他们的存在。在我想来，这定然又是某个领导的忽发奇想了。而这一个忽发奇想又必定伴随着走棋策略的需要。所以这个变即有大变的可能，抑或只是小变的需要。但变之同时，法在哪呢？这才是实质。如果你不信，就去问问他们：厚德和包容，源自何法？他们必然会说“这是上头的重要精神。”在中国，领导的讲话往往冠以“重要”，法，则成虚无飘渺。
　　我们当然盼望警察真的就“厚德”了，就“包容”了。长期以来，我们看的多了的是国务院某某部位不断出台的关于什么什么的规定、解释、补充和建议等等。试想想，一部法的实施到位是不是才更重要呢？我们担心领导们只是喝多了、亢奋了、甚至有了贤惠在枕边的吹风了，而所为。
　　不管怎么讲，前门下流浪的流民们的感觉是宽松了许多。
　　现在前门下流民忽然多了起来，不是才多的，是之前被驱逐的。正阳门和毛堂之间的一片广场上，每每武警跑早操喊声震天，据说可以震撼邪恶势力。现在的武警照旧在跑，但跑是跑，流民继续流民，对流民却忽然置若罔闻。流民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我们现在卖国旗很放心，效益见涨。”
　　有一天，“总统”王玉海打来电话：张师傅，你猜我看见了谁？老徐！在前门二号地下通道里看见的，他眼睛瞎了，是全瞎，俩眼儿凑近了也只能看见一个影子……
　　五年来，在和流民相处的漫长日子里，我以及我的网友们可以为流民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也或许挽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一时，我却不能对他们的生命担当保证。在我目睹他们一个个相继死去时，深感流民的命是如此脆弱。先是北京知青老张病死前门地下道后被收尸队拉走；继而是东北小伙儿宋岭暴病死于东营房过街天桥；内蒙古农民安庆顺中途脱离流民公房誓言独自创业翻身求解放，却后来病倒在大会堂前匍匐前进，说是无颜见公房难友，后死亡；再后来老王头（王文忠）在流民公房晕厥，躺了几天被疑似哮喘送医院直接死掉……我约老王，今年开春同去老王头的河北老家祭坟，据说有乡亲把他埋到了他家地里。我想象中那该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土疙瘩……
　　前门的确宽松了，连老徐也回来了！可是老徐是找到了工作的呀，一家企业的善人把他叫去看门，怎么就……
　　加拿大埃德蒙顿市阿尔伯特大学艺术设计系的教授马克·希格纳[Marc C Siegner]一直在跟踪天安门广场流民。去年第二次来京的时候他带来了他的作品在保利大厦附近的茶馆里我看到了画里的老徐。老徐叫徐继承，一个在天安门广场辛辛苦苦捡拾饮料瓶子，换钱，来支撑在青岛上大学的女儿念书。有一天，女儿和同学来天安门广场旅游，邂逅老徐，惊喜喊道：“徐叔叔……”老徐装没听见。那晚上他对我说：“不能让女儿的同学看见我在干这个。”
　　这两天马克·希格纳又来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我让他去找流民总统老王。后来老王来电话，说见了意大利教授，教授掏了200元买老王一面价值8毛的小国旗。老王说怎值那个价呢，咱不能要。我说你认了吧，他是对你们尊严的认可。可不是嘛，流民们多少年来坚守广场，完全自食其力！老王不知道马克·希格纳还为许继承画了一幅像[见题图]。当听我说起，就急着要找马克·希格纳，那意思是想把徐继承现在眼瞎了，重回前门在地下道里坐等待毙的事情告诉马克·希格纳。我说算了吧，他只有给钱，带回意大利的却是无尽的悲。我们的事情还得我们解决，尽管你们还在耐心等待政府的决策。
　　厚德、包容的警察不晓得会否有一天让重返贫困的流民徐继承得以包容。德的厚会不会也是三月里来，四月里走。带走漫天芬芳。
　　我现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也只有翻看翻看从前对流民老徐的记录。2008年元旦，首都的流民救助人员和流民大家庭一起吃年饭，唯独没有老徐在场。那天晚上我的记录是——老徐山东人，很勤奋，永远期望着捡拾废品而晋升富人。元旦那天救助队员们和所有流民聚餐，就缺老徐一口。事后才知道那天夜里10点老徐才返回公房，徐说：“饭啥时候都可以吃，我还是抓紧时间多检点东西好。”成为格言。

【老虎庙导读】2010年8月2日，河北廊坊公民陈树花在人民网“E政广场”成功提交建议“请求国家公开治理腐败——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建议被自动生成编号“5831”。陈树花为此心中暗喜：这意味着代表政府口舌的窗口，从此必须面对“建议”有所回应。即使这个反应令陈树花或喜或忧，但至少说明一场公民与政府间的对话就此开始。不过，陈树花的暗喜为时尚早，在常人看来如此不得不有回声的严峻问题，竟然也适用于“理论上讲”这个普遍适合于中国政治的“习惯解释”。换句话说，“理论上讲”适用于对付任何政府试图回避的问题，即你的建议“理论通，实则不通。”
 
5831号建议（提案原文）
编号：建议5831号
建议主题：请求国家公开治理腐败——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
建议类别：时政类
建议人： 陈树花 政治面貌：群众
提交时间：2010-08-02 13:55:43
内容：
　　温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黑恶势力猖獗，维权难、上访难，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重要话题。受冤的老百姓前仆后继的去上访、闹访，地方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去抓访、截访，国家千遍万遍地下令解决上访问题……..可是那各信访部门处的一条条排队候访的长长的“中国龙”的长度，却总在不断地加长着……
　　难道，上访难真得无法解决？本人含冤上访十年血泪史，痛定思痛，求本溯源，认为上访问题并不难解决，操作起来也很简单， 只需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就可以了。我们就称其为“网上信访”吧.
　　建议各信访部门都建立公开网站，公开接受投诉。这样，全社会都能随时查看到相关信息。网上处理上访问题，做到如下两个公开：
一 投诉公开
　　上访者投诉的内容、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都在网上公开。
二 处理结果公开
　　对该上访的问题的处理结果在网上公开。
　　倘若如此，上访问题能在网上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谁还胆敢再网上营私舞弊？这样做了岂不是三全齐美？
一 有利于安定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
　　网上信访使受冤的同胞不再从五湖四海都汇到北京（因为在自家的电脑上即可解决问题），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国都的安定和稳定系数…….
二 增大了上访者的安全系数
　　网上信访，使控告或投诉者无需再外出奔波，也就无需再劳驾地方官员的追捕了，所以上访人被追捕羁押的现象也就成为了零。安全系数也增大到了百分之百。
三 为社会节约大量地人力、物力和财力
　　网上信访能简单明了地处理了上访的问题，为国家和个人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敬请国家领导采纳建议，本人代表千千万万受冤的同胞不胜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说在前头的】《视野》是我创办于1979年的一份非官方杂志。蜡纸钢板刻写，手工油印。它的诞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一切都在尝试与探索当中……这是一个我已经讲述过很多次的话题，一件旧事，一个过往，一段尘封已久的……而再次的提起是因为时隔三十四年后，它的主角忽然出现在我的桌面！而之前我的讲述也仅只是自说自话，难有印证。直到有一天，一个失散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告诉我说：“在我的箱底儿躺着它们，你信不？”后来我就看到了它们，真的，在时隔三十三年后，它们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我的桌面——一字排开的四本《视野》。这对于我，一个三十多年来颠簸流离，居无定所，以至没有家财万贯，更没有可能保留什么人生档案的我来说，真乃大喜过望！
上 篇
 　　从第四期《视野》的封底文字中，我记起了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年底去的北京。在张自忠路东段路南的一个大杂院儿里，坐着表情严峻的三十余人。北岛来晚了，但看得出北岛角色的重要。先到的没有人埋怨，相反，随着北岛的到来，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之前我听一哥们儿透露“今儿有重要决定，待会儿听北岛怎么说。”我和一河北来的哥们儿被当做嘉宾安排在“主席台”上，一左一右，中间坐着北岛。
　　那时候我在西安创办的《视野》出版至第四期。第一期：1978年12月28日印刷，总量50份；第二期：1979年2月8日印刷，总量80份；第三期：1979年3月30日印刷，总量100份；第四期：1979年9月20日印刷，总量80份。说起来很悲剧，在那个没有电脑，更没有照排技术的年代，我还是沿用重庆地下（共）党出版《挺进报》的手段：蜡纸钢板手工刻印。因此每期的印刷量取决于蜡纸能够被油滚子刷印的耐力。第一期因为没有经验，印到第50份时，蜡纸就已经起皱。一份大概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小的杂志《视野》第一期五十份就此诞生。
　　我坐在张自忠路《今天》杂志编辑部召开的特别会议主席台上，心中自有一番忐忑。我是在《视野》出版中遇到意外的时刻，断然发出公开信的，记得公开信的大意是：我们是一团散沙，无法抵御随时可能遭遇的“打击”。我决定停办《视野》，但我珍视围绕在《视野》周围的青年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视野》停办后，我将负责地把未能出版的第五期手稿悉数送到《今天》，去和北岛合作……
　　我是连夜卷着一大捧杂乱的手稿，登上北去京城之路的。  
　　也是在那个时间，1979年的9月27日，北京的黄锐、马德升、曲磊磊、严力、李爽、芒克、王克平、钟阿城、薄云等十余画家在中国美术馆东墙栅栏上悬挂起了他们的作品（图一），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挂在栅栏上的《星星画展》将成为中国自由美术新潮的起步标志。而《视野》的终结版第四期正是出版于《星星画展》之前的七天。
　　首届《星星画展》遭到警察干涉后，仅仅一个月后，据说是因了“交涉”，就于当年11月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再次举行。而第二届《星星画展》则堂而皇之地搬进了中国美术馆三楼，时间是1980年8月。从我把《视野》杂志第五期手稿送至《今天》到第二届《星星画展》，我见证了这个后被中国思想界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的阶段。但此番展览由墙外（栅栏）进而入住（美术馆），却真的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事情。艾未未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星星”的参与者对体制的依恋，是“小知识分子”情结，是“非常恶劣!”的。的确，这和他们在画展上所主张的现代艺术观念难说吻合。
　　其实，就在北京的《星星画展》大起大落之时，一帮青年在中国两大帝都的另一端古城西安正紧锣密鼓筹备中。
　　1981年3月，《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正式展出。在展出的18天里，前来观展的人数达6万余人次。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星星画展》。后来有美国一位艺术评论家撰文称此展“是当前中国最前卫，最具抽象意味的一次成功展示。”展出俩月后，在中国高层内参《大参考》（1981年5月25日第18628期）上则转载了一篇美报文章《在中国的抽象艺术……》[作者：琼·莱博尔德·科恩/艺术史学家/摄影师]。文章说“西安第一届现代艺术展，上月在西安开幕。西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传统首都。这个由二十位年轻人——其中有八名是在西安的陕西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的学生——组成的小组，展出了在中国所展出过的最具抽象的美术作品……”。
　　也就是这届《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上，许多曾是《视野》的作者都参与其间，这是后话。
　　《视野》结束了它的短暂使命，这被认为不是一般的个案，与其同时被勒令停办的还有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就是北岛他们的《今天》。
　　那天在北京张自忠路召开的特别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今天》告别会。当然，它不是简单意义的屈服。北岛在会议上宣读了《告首都三千名人书》，并要求大家分头发送。我因为家住木樨地22号楼，那上边住了不少文革后“复辟”回城等待安排的“走资派”。我因此自告奋勇，要求担当三十份的分送任务。当我手拿那三十份薄纸时，忽然觉得再执意此刻把我带来的那一捆《视野》第五期手稿交给北岛简直就是多余。遗憾的是，《今天》的“告名人书”我只送出了大约十五份。其中有姚雪垠、萧三、陈永贵、王光美、侯宝林、曹禺等。那也多在这些名人们走出户外，在楼下活动胳膊腿儿的时候。因为同住一楼，父母告诫行动规矩，我自己也觉得不方便去闯门送“书”。
　　据北岛讲，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指出《今天》《未名湖》等非官方刊物必须取缔。这迫使追求艺术自由的艺术家们第一次在中国为艺术而上街游行。三十二年后的2010年2月22日，北京正阳艺术区艺术家们集体走上长安街举行维权游行，艾未未首当其冲地走在队伍中，这令我想起他也曾参与三十多年前《星星画展》活动的往事。可以看出围绕着《星星画展》背后的批判在艾未未是由来已久的，他认为“有多少还在针对现实提出问题的艺术家呢？”“讨论‘星星’时代的艺术性问题本身就是个荒诞的问题。艾未未“笃信艺术和政治密不可分，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纯艺术表达问题，‘在某些时候，对艺术表达的争取就是核心问题’”[南方人物周刊/《1979“星星画展”回顾 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原点”》]
　　2009年，在北京的一次原西北第一保育小学（这个学校前身是<共>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女学校）在京13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四十年不曾谋面的小学同学陈向东。那时候他已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他告诉我说：他的箱底儿还保存着几本《视野》。这是我第一次在时隔多年后发现的《视野》原件。只可惜，陈向东始终没能从庞大的家产中翻寻到那对我来说历史性的发现。后来我对此事也就渐渐淡忘。
　　《视野》的初创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最是开放，最是活跃时期。以《今天》《未名湖》等民间杂志为代表的大量民间自办杂志的出现，似乎只需按照法律申办一份执照便可转为正式或者说是合法。宪法制定的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也几乎只在弹指之间。谁都相信，事情会是这样顺利发展的。我们也因此在《视野》出版后的第一期，就直接直投递给中央以及陕西省委宣传部以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陕西作协机关刊物《延河》等。那似乎是在宣示一种思想的意见，表明一些意见不同者的存在。果然，陕西作协就从《视野》上选择了我的一篇小说，发表在《延河》1980年第五期上。据当时我的编辑张沼清说：为了让《延河》跟上开放的形势，选择来自民间刊物的小说属破格。
　　在我们所投送杂志的对象里除了文化单位并没有西安市公安局政保一处（政治保卫处，也就是“国保大队”前身)。但他们不请自到。不久我就被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公安局政保处展开双料侦调……关于这段我不想在此回忆。怎么说呢？那就彷佛是秀才遇到兵，他们并不和你谈论思想，谈的只是对他们对上级的负责。而负责的理由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晓，问的急了就只有一句“不能为社会主义抹黑”。那时候还没有“勾结什么势力”一说，只因改革的大门才只有一个门缝儿，国家甚至还没有开放普通公民境外旅游。
　　二○○八年，北岛在海外撰文认为“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而始终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视野》作者们，其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难能自主的变化。而他们唯一继续着的是部分作者已将《视野》的介质转换而为田野，城市街头，民众之间。而和《今天》仍旧共同的则是：他们同样回到了“它最初的起点”
　　一九九0年夏天，《今天》在海外复刊。
　　二0一二年夏天，只出版了四期的《视野》像古董一样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桌面……[未完/待续]

     　　盯着小雨，我骑入内蒙古中部的沙漠小镇达拉特旗。
　　早起，我在包头查看天气预报就知道情况不妙，所以出发前特别检查了此行近两月来尚未启用的雨具。虽然内心还是祷告最好别下，但现在看，雨终于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和所有的内蒙古城镇一样，达拉特旗同样建设的博大，具气势。你若是从一个局部去管窥，会往往以为身在某个大城。我下榻在这个小镇边沿的某家旅社里，一直到天黑下，我再也没有下楼。我想我还是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尽快去做《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的系列续集。
　　我和艾晓明通话，询问片子中对她的介绍该如何去做。和通常的询问结果一样，艾晓明的回答很是简单。我想至少该把她近些年制作的几部杰出视频代表作说一说吧。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从网上找到的艾晓明作品目录其部分。
　　对于艾晓明的印象，因为南北间隔见面机会不多，所以只说记忆中最深刻的一点，那就是那架和她总是如影似随的摄像机。我知道但凡是做这个的，大多是以镜头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的。也同样，大家在读这部片子的时候更多的是艾晓明论说DV的拍摄，经验以及心得。这无疑对DV爱好者是个好事。但并非DV爱好者也绝对不要走开，看完它，您就一定收获。因为艾晓明所谈，是一个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思考者的镜头视角。这意味着被访者将告诉我们在公民社会实践中，我们不一定了解的一种感受，那就是亲历、操作，乃至献身其间的感受。
　　我正在内蒙古沙漠一带骑行，前晚上收到德妹子发来的素材的时候，我就把艾晓明的这部分反复看了数遍，除了剪辑的思考外，更多的则是内容其直接的指导意义。
　　让我们期待更多的公民社会运动的实践者走近我们这个影画演讲平台。
　　下面请看采访艾晓明的视频……[写并制作于内蒙古达尔特旗]

　　不说废话，只做个说明。
　　艾晓明的公民社会演讲已经发布的有第28集，本次发布的是第28集的后续部分，而这一部分似乎更长。本集里艾晓明着重讲述了公民影像记录实务。尤其宝贵的是艾晓明以其亲历实践所获心得，结合了近些年在中国社会涌现出的优秀公民影像记录者的工作实例做了独到分析，我听后深感受益！
　　由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数码产品的使用耗材成本很低，以至可以反复利用，致使当前摄像技术的平民化利用迅速普及。尤其是手机的拍摄功能，这些都将导致公民随时随地记录行动的愈发普及。当然我们所说摄像并非庙堂专业，而现实中我们生活的需要往往更多的是急需记录第一，画质其次（当然两者兼顾最好）。比如在维权现场；比如在事故突发一刻；比如自然景观瞬间即逝等等，都需要我们这些事件发生地的每个个人担当如此道义。君不见，就连专业媒体不是也时常使用现场搜集而来的“非正常拍摄”吗？在没有真实现场录像的情况下，其实你的“非正常”就是唯一的正常。
　　公民们，让我们人人拿起手中机器，记录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
备注：艾晓明演讲的上一集地址 请点击观看

 　　行程二千八百多公里后，我因事短暂脱离万里黄河溯源行计划路线，来到西安。榆林的推友小韦素昧平生却提供我暂存我的宝骑之地。我告别了同我朝夕相伴整俩月（7月15至9月14日）的自行车，只选择了摄像机、三角架、笔记本、换洗衣物以及一些必须的小物件，和小韦去榆林的大街上买了只户外大背包，将所有杂什一股脑塞进背包里，登上了南下西安火车。
　　在西安的两天里，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白了，身子软了，精神甚至开始有了点萎靡。真的，仅仅两天！我原以为我的这次出行时间很长，定然把自己蜕变出一个农业身子来，远比时不时去乡下走走要来得深刻的多，现在看来全是枉然。好在，事情一完，我立刻返回榆林，继续开始我的万里走单骑，这样至多六天。我是会坚持下去的。
　　一到西安就收到了倪玉兰的谈公民话题视频素材。倪玉兰在推特的自我介绍里说“我求饶过一次，仅仅一次，在他们第一次毒打我的时候，但他们说‘晚了’。既然已经‘晚了’，那么我只能作‘江姐’了，那是他们逼的。”。这话费我思索，看似简单，包括提到的“江姐”，提到特殊材料，而且是我自小就熟稔的字句，现在看起来却是如此惊心动魄。何以红色作家笔下的人物以及其个性描述忽然就转变成了一个和平公民命运的必然符号呢？这岂不是说明得很足够，很犀利，很明白嘛。
　　“恐惧是无用的”这句通过倪玉兰律师之口转述的何阳的语句也足以概括公民倪玉兰在面对龌龊如何由恐惧到大无畏的过程。“是逼的”倪玉兰如是说，这又是何其真实呢！
　　在一个仅仅剩得残暴和流氓值得炫耀的权利者来说，还有什么值得令我留恋？还有什么值得让我们随跟随行而义无反顾的呢？倪玉兰律师是以自我的亲历来阐述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途上有多么多的艰辛，多么多的恐吓，实际上又有多么多的麻烦，这是每一个准备为公民社会奋斗的中国公民该补上的必修一课。
　　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一个公民该主动自觉站位的地方，而这个位置在我尚在模糊之中。我想我连续四年走三条线路，行程总约八千公里，这样的位置该渐趋清晰，不是吗？
　　我将在几天后返回行程中止地，开始继续前行。我愿时时以倪玉兰精神作为鞭策。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9月，我骑车至重庆，后与京城朋友驾车经成都返京。那夜在成都我与冉云飞一面。邀数位朋友往老妈蹄花一条街，我架设随身机器拍摄了全程。回到北京后整理图片，竟然发现没有一幁冉云飞的照片是不模糊的。因此留下强烈印象：冉，好动也。
　　18日赴上海被阻，换道去往四川内江，返回时又过成都。此行我的任务明确：拍摄冉云飞谈《努力走向公民社会》并被定为第三十集播出。巧的是，今又逢9月末。晚上8点的飞机我将乘机去西安转道陕北。
　　下午我从内江赶到云飞在四川省文联的宿舍。
　　对冉氏的认识，相信大多数人是根据他的文章，“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其实这就对了。未见其人前，多有网传如“冉匪”一类形容。这些难免给我以先入为主的暗示，但话不出几圈，这等感受就荡然无存。首先冉是学者，是读杂猎广，记忆超强的怪人。我对冉说这样的人我此生见过两位，仅此，“你是其中之一”。
　　拍摄进行到两小时左右，我随后与他参观了他位于顶楼的私人“档案馆”。冉说“我拥有港台书籍专柜，又有由各种渠道搜集汇整的档案。”在我看，这些是组成冉氏生活写照的重点。我为此专门拍摄了他的档案馆并专设一段。
　　我在成都时间很紧，冉在网上招揽推友前来聚餐。在去“懒汉火锅”的路上，冉云飞一刻未停地在讲述他的一个观点。那是在谈及我将去陕北横山再访高岗故里一事时，他说：“我从不想为贬低谁而虚构论据。”“可以看《炎黄春秋》，不看《求是》，但高级点的时候也是要看看《求是》的，作为资料。”“互联网教会了我如何对待来自对方的不同意见……以前我是鲁迅式的人物，现在则宽容许多。我不再去网上掐架。”。
　　还是在去年，在广东连州召开中国网志年会的时候，我注意到冉提起我关注中的中共历史人物高岗一事。虽然没有听到他的深入分析和看法，但我已意识冉的治学涉猎之宽以及客观的历史观念。今天冉则针对性地直说道“让资料和资料吵起来，让它们掐架”。冉云飞的这个意思恰是我此行陕北所持观点的一个有力支持，这很重要。
　　火锅一场，酣畅淋漓，恰似诠释今次谈话的调性。尤其冉是邀了夫人、爱女、侄儿以及侄子一家，另有网友来坐。也因此奇妙地改变了我有生来第一次对待火锅的麻与辣之畏惧。
　　冉云飞遣侄儿驱车送我机场，成都一行结束。算起来，与去年来蓉恰恰一年。
　　详尽请观视频。[写于陕北横山旅途中]

　　首先感谢我在我的7个博客上发布的《华山保卫战》以及配套视频被保留至今，虽然在发布两天后Blogbus锁闭了该文，所幸还有六家没有“表态”（这已算是态度明确了）。尤其是尚有几家保留了我的视频发布权力。
　　19号夜里，我“逃出”华山脚下的荆房村后借宿在农民推友郭的家里，郭对我说，在我这儿是安全的，何况你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兄弟。那晚上，我取出录像机里的SD，那里面是我白天里拍摄的农民村庄被强暴拆迁的重要影像，我把它们精心藏匿在我的随身物品里，第二天由华山北站乘高铁辗转西安后顺利抵京。
　　年末，事情多些，我在经历了五个月零三天的长时间旅行后并未能够立刻休息，直到恢复了我在京城寓所里中断了的电话、网络、水电，以及为蒙古和斯斯儿换了新的猫砂又给它们每人发了一块熟肉打打牙祭后，我才得以坐下，细细去想我过去几月经历的日子和事情。
　　《华山土地保卫战》是我这些日子来第一个完成的新闻视频。说实话，很难，线索庞杂、资讯纷纭，加之方言的障碍，虽同属关中，却西安与华阴有着语言上一定的不同，因此这个制作耗时就长，以至五天没有更新博客而全身心投入这个制作。若不是有那位荆房村的佚名村民在面对警察的强势时勇于质问，敢于大声的举动始终激励着我，事情恐怕还要难些。那村民和警察的对话是这样的--
　　警察：你记住，任何时候胳膊都拧不过大腿。
　　村民：胳膊拧不过大腿那你也要讲个合理嘛，你说你是人民父母官，没人民了你给谁去做父母官？！
　　27日早晨，荆房村村民甲忽然打来电话：今早村里忽然来了警察，500人，警车和机械车辆约50，还有特警。他们又来拆房了。
　　28日中午，我正在北京捷安特车行购买自行车零件，接华山村村民乙电话：荆房村昨天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今天一大早六点他们又开到了华山村……
　　我知道此次政府执意在做的华山旅游景区规划占地涉及拆迁的有荆房、华山、郝堡、黄甫、河南等五个自然村。问题其纠结主要在拆迁不具国、省批文，在批以内的则多占，再就是对农民的安置没有考虑生存和发展，赔偿亦不合理而导致农民搬迁之日，即成欠债之始。除此，尤感气愤的是拆迁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粗暴，蔑视人权，公然践踏法律且提供农民考虑的时间极其有限……
　　28日下午一点，华山村消息又报：统计数据已经有了，共出动警力（含全副武装特警）300人，交警100人，警车100辆，法院人员也在其间，还带来了警犬……
　　我注意到拆迁人员组成里还有华阴市法院人员。按说此事尚未走法律程序。难道他们已经在为日前刚刚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最终实施做前期“补漏”吗？也就是说，政府拆迁须得法院判结，执行亦由法院。而这些政府智囊们处心积虑到了如此智慧空前!
　　28日下午二时，华山村村民丙打来电话：我对拆迁全程做了录像。丙和我约定晚上给我传送视频。
　　28日下午二时半，华山村村民妇女丁打来电话曰：我不在家，他们把我的两个塑钢临时建房（原是打算做养殖业的）用掘土机连根儿推倒，当时门是锁着的，等我赶回来看时，见电动助力车、冰箱和被褥等全被压在了塌房下边……邻居一家小伙子手里拿着砖头守着屋门大吼“看哪个驴日的敢拆！”才抵住了拆迁方的淫威……
　　28日下午三时，华山村村民丙打来急点报告曰：我的摄像机被强行收走了。拍摄资料尽毁。
　　村民丙的摄像机是装在口袋里的，只是露出个镜头。
　　……
　　29日凌晨，我工作一夜刚醒，郭对我说：“昨晚看你累了，没叫你，央视《新闻周刊》白岩松主持的节目里把我们渭南市点了，国土资源局约谈市领导第一把手。同时被点名的有13市，我们渭南是其中之一。”我知道华阴县受辖于渭南市为县级市。那么该新闻是指我们正在拍摄的地方了。村里农民亦是如此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