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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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甘粹老人在我是第二次。
　　前次是为严正学所塑林昭、张志新像落成典礼，我见到了甘粹，接着也不讲究环境，为那难得之机，我邀请甘老直接在餐厅一角做了采访……（这个视频可在这里看到）
　　记得分手时，甘老邀请我去他家再谈，并且叮嘱我来前打个电话，他好在家等我。在我感觉，老人的谈话不但是为这场典礼在他义不容辞，更似乎对林昭的话题他还有许多要说。我立刻应允老人。却不想世事忙碌，一转眼就过去十个月！我为此深感内疚，在一位老人，尤其是在他，那一段和林昭的际遇史事则每分每秒都在离我们远去、远去。
　　去甘老家前，我就采访的准备工作特地电话朱毅。话题定位在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14万言书"中的一段"蹊跷"。之所以说"蹊跷"，是为了仅仅因此，就使得这部"14万言书"至今流传在世的只有电子文本通过网传，而无任何正式印本。看过林昭的"14万言书"的人里表示过重要意见的有两人，一是甘粹，二是林昭的堂舅许觉民（笔名：洁民）。前者意见认为林昭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显然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对这几段文字只可超脱了去解，不可当实。后者则认为林昭所写即是生活中的事实。在如上情况下，若是出版，前者甘粹主张有此几段尚未搞清，似有不妥。后者许觉民意思那就删除这些段落。甘粹认为删除其又违反原作的真实和完整。甘粹将此意见及原告复印件寄给定居美国的许觉民，之后许觉民不再提及此事，似不置可否。就此，林昭"14万言书"搁置下来，至今未能正式出版。至于林昭在狱中部分用鲜血写成此书其真迹，已由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定居美国后交由美国某大学图书馆收藏。彭令范是在文革后定居美国，林昭的母亲则在林昭被枪决后两年内精神状况极差，后暴死上海街头，死因至今不明。
　　在"14万言书"中的那几段文字主要涉及毛泽东和时任上海市长的柯庆施。篇幅多杂，下面仅捡两段供说明上述行文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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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陆西安本月20日又传爆炸消息：民众宅子被强征，补偿不公当街自焚抗议身亡。
 　　得消息后第二日笔者办事途径自焚事发地：西安市柏树林街附近的兴隆巷。见夜半时分街头仍人来人往驻足观望。
 　　死者家属、同学等纷纷送花圈到现场—— 一座已经完工正在装修的三层商铺门前。笔者见该建筑样式豪华，登陆高阶至门，合金铝门框已经安装完毕，只差上门。却见死者灵堂堵在门前。花圈亦一字排开。有死者弟弟送的，有同学送的。还有附近居民所送。灵堂是死者生前巨幅照片（见下图一）。路过民众纷纷驻足拍照摄像。
　　和附近居民了解中，得知死者生前刚刚倾其毕生积攒钱财购得盖楼地基处原先旧宅。未曾想刚买到手的房屋即遭遇政府规划，开发商强拆，而事先商定对被拆迁户补偿不遂其愿。商议不成，遂当街自焚抗议，人亦当场死亡。
　　自焚地位于西安市碑林博物馆斜对面，是中外人士频繁往来参观之地。相信政府为保其面子，为求社会表象稳定，不出今夜就将采取收缴花圈移走灵堂等措施。现场观看者议论纷纷，为其死者家属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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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12日凌晨2时，约三百名由警察和特警组成的队伍摸黑进入华山脚下的荆房村，警察们是用四十辆警车载来的……
　　上面一段话是我去年的最后几天里写过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后来就发生了被华阴县村民们称之为血案的“6.12”由政府带队大举强拆村民祖屋的事件。
　　华阴位之华山北，东去不远即潼关。潼关则是日本人最终未能打进西北的战略隘口。可怜在六十多年后，这些祖辈生养于华阴，从没有见过日本人是啥模样儿的关中农民竟然也异口同声道“比日本鬼子都凶残哪!”所指正是华阴县政府连同其后盾的渭南市政府。
　　6.12血案发生后，引发社会极大反应。直到今天在网上一搜“华山强拆”，还可以看到成千万条相关信息。接下来的情况却忽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政府忽然安静了下来。此期间先后由温家宝签署国务院590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年1月）；公安部党委亦于3月初下发《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其中尤其强调“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对随意动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尽管公安部的《意见》不能完全理解为等同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行政强制禁令，590号令也未必做到了尽善尽美，尤其是针对农村拆迁，但确实都对减少目前横行全国的暴力拆迁起到一定遏制作用。
　　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华山下6.12血案发生后至今的一段相对沉寂是中央政策在有效发挥作用。
　　然而，就在七一党庆刚过第四天的7月5日当天。一帮约百十来个乘坐西安牌子汽车的年轻小伙突然杀进华山脚下的荆家房村，这些人手持棍棒，下车后直接闯入民宅，见人就打，见物就砸。因为荆家房村位于310国道旁，立刻聚集起大批过路人车驻足观看。这些打手们竟然穷凶极恶到对这些看客们下起毒手，砸毁车辆，重伤路人。激起村民和路人的极大公愤。直到他们奋起反抗，对来车放气，并及时报警叫来了华阴县110……
　　7月5日事件导致村民和过路行人十多名受伤住院，其中也有因村民反抗而受伤的暴徒；警方110亦在行动中抓捕暴徒17人。事件看似暂时平息。这期间两件事情值得引起注意：一是当年6.12事件中积极配合政府强拆的华阴警方此次只扮演了事发后出警维系治安的角色；二是政府没有出面，而是由与华山景区拆迁指挥部有商业合作协议的西安福瑞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出面实施暴力行动。这不能不说是中央三令五申提出政策条例的威慑力结果。这也是让村民们感到安慰的一面。
　　7.5事件后，村民们纷纷往政府要求处理此事。一是在这个时候，村民们才发现刚刚对政府有了的一点信心的村民们，原来只是一场大戏的上当者而已。政府对受伤人员的处理意见只是一句话：各自看各自人的伤。警方也已在事件之后的几天里陆续释放了被抓获的17名打手中的大部。
　　在此次7.5事件中，暴徒的队伍里也的确没有政府官员的身影再次出现，当年则是这些双重身份之人直接冲锋陷阵于强拆砍杀前线；暴徒的队伍里也再没有出现当年那些开着警车，拉着警犬，全副武装三百人之多的警察、防暴队出现。
　　但是事情很让人感到蹊跷的是这样一份众所周知的华山景区拆迁建设指挥部领导名单：
　　1、指挥部总指挥：庐发兴（华阴市原副市长，现任市委书记）
　　2、指挥部副总指挥：张禧（现任纪检委书记）
　　3、华山镇玉泉办党委书记：杨柯
　　政府官员如此噤声，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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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为是骑单车考察，时常会遭遇被农民“拦路挡驾喊冤”的事情，这在我走过的十省市里都有发生。因此我认定这种非正常情景已为“常态”。这里就捡几样说说，看看是否能说明点什么。
　　2009年9月，我行止陕西南部的毛坝镇，当我在路边歇息的时候被一农妇连拉带扯地叫回到她家，农妇说是有冤案要诉，她认定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农妇家距毛坝镇很近，三公里，依山傍水，汉江从脚下绕行而过。农妇带两个孩子，有大的在浙江打工，小的是女儿，因有眼疾，守在家中。原本退耕还林八年，不再种地，最多在自留田里培育点蔬菜，自己吃，集上买……正在修建的安毛（安康-毛坝）高速路恰经过农妇的老宅。农民们面临着被征地。镇上干部来做工作，只说是国家不会亏你，修这么大条路还缺你这点安置费？农民们全信了。搬了也搬了，迁了也迁了，“搬家补偿的事情上头却不再有话。”直到路基给腾出来了，路桥也打到和山一样高，几番催问下乡上才分别悄悄通知到每家。农妇对我说“拿青苗地补偿来说，坡地补了300元，平地补了200元，也就当年给过一次。”更详细的农妇说等当家的回来说，因为当家的是党员“他说话利落，说得清楚。”后来当家的党员回来了，他对我说：修路占地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开了工，这咱就不计较了，那是国家的决定。后来叫到镇上办搬迁手续，说是缴五元手续费。后来嫌农民拖拉不办——弄不懂的事情能办的快吗？——镇政府就出台政策，可以代办。而代办要收费，你知道是多少？伍佰元！还有收蚕种费的事情，我们这里养蚕，原先家家有树，年年领蚕种，缴纳收入属正常，可是自修路开始，村上大多农民都没有了桑树，没有了桑树拿啥养蚕？可是乡上照样年年收蚕种费，一收就是几百元……
　　和这家农夫谈话很是酣畅，这里地处巴山深处，尚不开化，言谈似无顾忌，不像平原上的农人多了些世故。谈话中我问起山民们似乎都在大兴土木，搞私房建设。农夫两口却这样告诉我：政府号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嘛，不盖也得盖，和文化大革命搞运动一样，尤其是沿公路边的催的更紧。国家是补了点钱，那也不过是意思一下。剩下全靠自己借，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我这房子盖了两年了，外面贴的是瓷砖，里面还是水泥毛坯，没钱。”
　　我问农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向有关单位反映呢？当家的只说了一句：“顶屁用！”农妇则说：“要不我现在见了公路上有记者摸样的走过，就往回拉……”他们还告诉我说，凡是见过记者的人那你就得小心点了，干部迟早要到你家门上来算账。
　　关于农民们如何被封口的事情我做了录像，可以在本文下面观看。
　　2009年年底，我在一家日企工作。公司就在央视大裤衩子东侧的铜牛大厦上。公司的纪律很严就不用说了。有一天刚上班，就有陌生人打来电话，说是在网上听说了我，所以就找到门上。原来是几个内蒙古赤峰市的果农因为政府引进粗通冶炼厂，厂址建在万亩苹果梨福地旁，导致果树两年绝产，只挂叶不结果，果树高头开始干枯，农民只好锯下来当柴烧。如今四处打官司不成，集体赶来北京告状，又一次次被抓被拘……我婉言谢绝，解释我正在上班无法接待。午间进餐的时候，我下楼去餐馆，竟然发现那三个电话里的农民一直等在大堂里。我因此改变主意要了几个盒饭，和他们边吃边谈。那天的谈话结果是我答应了去村儿里观察。临分手，农民们似有话说，我让他们痛快道来。农民说“没想到你要亲自去，可是确实有困难啊。”后来我知道了农民说的困难岂止是困难，简直就像深入敌后。2007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曾就此事前往拍摄。被政府和厂方发现，组织了几十号人手持器械追杀。NHK的拍摄人员被迫驾车绕道河北逃回北京。
　　鉴于农民们所说行动“很危险”，安全无保障，我因此制定了十分周密的行动计划。农民们也自报奋勇答应为我保驾。
　　我是利用周末去的赤峰市喀喇沁旗河南东村。在东村的前一夜里，我和参与行动的农民们几乎彻夜不眠。二天晨曦微露，我就扛着摄像机进入了潜伏区。那是一片较高山坡处，为了拍摄到凌晨铜厂偷排毒烟的镜头，这里是唯一选择。农民们则自发在四处设岗观察敌情。拍摄大约进行了20分钟，眼看排烟要到高潮，太阳却开始露头，农民们紧忙催促我离开，因为地处高位，镜头里看起来很好，却也被淋漓尽致地暴露在厂区观察面以内。农民们说但凡被发现山头有人走动，追上来也就是五六分钟的事情。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收起了机器……
　　时值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我此行拍摄的部分素材参与了某NGO组织参会外围的世界村影像记录。我为此写到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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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访民”这名词环球唯中国独有（政府够荣光的啦）。做为被访民自称为“中华第57族”的上访人群已经成为一个专用词汇，或者说是“典故”，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研究，而非屏蔽、信息封锁以至视而不见。在此我愿奉献我的一点亲历和见闻。
　　最早出现上访的现象应该是在哪一年呢？通常认为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那些年，时间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1978年底。也就是那一年，我家老爷子被“解放”后赴京任职，我因此也有了一年一次的探亲时间。赴京探亲按说是好事，见亲人，见北京，这在外地人来说，巨大的好奇感、新鲜感，以及开开眼的愿望十分强烈。
　　那时候我们住在林业部机关大院里，每每外出就从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牌子的机关大门经过。年长的北京人大概还记得林业部大门前的模样，也就是现在部门前两旁的商铺位置。1978年那里是两排宣传画廊，隔着画廊里面是机关，外面是花坛，花坛的冬青树高约到腰。花坛和画廊之间一米多宽，长百十来米。令我奇怪的是想去画廊基本不可以，因为画廊和花坛之间有人搭起长长一排算作是帐篷的窝棚，各种材料都有，看起来很乱，窝棚下面有地铺，有被褥，有暖水瓶、茶缸、饭盒，甚至有人还拉起绳索晾晒衣物。唯一印象中没有的是锅灶。显然这些人只做临时打算，并没有长期扎窝的意思。母亲告诉我说：这些人是下面来上访的，旧得走了新的接茬来，前赴后继，没有穷尽。我后来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似乎很有秩序，一大溜窝棚和冬青树齐头，矮得只能爬进爬出，走和平里大街上看不到他们的窝棚。我和他们聊过，他们说：北京是首都，我们要维护首都的形象，这点我们知道，办完事我们就走。我问过他们，办事顺利吗？他们说事情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但是排队总是有希望的。排到了，问题反映清楚了，我们就回家了。这里毕竟不是久待之地。我认识的派出所片儿警也说：这些人的确可怜，要是没有冤屈，谁愿意这样活着。也有一年发生过激烈行为，一个上访人在林业部大门内广场的老毛塑像前上点火自焚。据家里大人说这事很严重，林业部组织专人专案去做危机处理。后来那人情况不明。问起一些老人当年有人自焚的事情，都说“都那么严重了，能不给解决？”没有人相信事态如此严重，也没有人相信问题依然会拖。说起这些事情还有令人感动的。和那些上访的聊天，得知北京居民时常有人扎堆儿和这些人聊天，听他们倾诉苦衷。往往傍晚时分，那里就有了街头“论坛”。小声地倾诉，动情地描述，就有些人扼腕叹息，叽叽喳喳地出主意。又有市民时不时送衣送药，嘘寒问暖。有的是因为遇了老乡，有的则没有什么关系。
　　排队上访，办事回家，这几乎成为常态，没有听说哪位常年驻守北京不走的。这大概预示了那些年信访机构真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当做了工作，而非充当部委的缓冲器。
　　上面说的是我见到的，该是在1978年以后。实际上上访由来已久，上溯以至要到文革前的17年间。哪里像现在这样上访已成职业，已成“民族”，已成战争，已成某些人发财的产业，已成血战到底的疆场。而严禁上访则成政府公务员考核的准则，政绩优劣的体现。
　　说上访由来已久，这从中央一些相关会议可以查到。1978年9月全国就有专门的中央信访工作会议。而这样的会议不是一蹴而就，往往常年开，经常开。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温家宝2003年那次在中央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个时期一些访民甚至为中央会议的召开而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也就是那次会议成为信访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信访不再有访无果，而这个“果”竟然只是一纸文函：收到函、转发函、中央督促地方政府函，其余则“杳无音讯”。信访事件似乎戛然而止于北京的信访机构前。犹如幻梦一样，这场理对事不对的会议精神事实证明是中央递给各信访接待机构的一根拐棍。信访噩梦从此走上无限循环的怪圈，影响深及今天。
　　2010年，我带一位访民去中纪委监察部信访室，亲历了一场令人绝望的上访。
　　门外有约四百人排队，从胡同深处排到接近东四大街。经过两道门卡，一道安检后我们终于走进等候接待的大厅。这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大厅里还的排一支更长的队，它的“长”不在人数多寡，而是在跻身这最后走向接待窗口的20多人的队伍中，你将接受的是更令人恐惧的心理上的考验和折磨。
　　大厅里拥挤不堪，有填表的，有为填表四处讨笔的，还有人在絮絮叨叨地给旁人述说自己的事情。声音不大却也足够震撼。而已经排到窗口的人也绝没有什么可乐的心情。窗口里面那个操着京片子答你问题的妇女直接把你搞疯……室内不大，却架着一只完全没有必要的扬声器，这样你的那点儿事儿，比如说是被强奸啦，家族矛盾啦，以及你试图点名某领导，诉说你的目的意图啦等等都被毫无遗漏地公布在喇叭口上，声音在不大的室内回荡，你会感到自己被扒光衣服扔在众目睽睽之下。我问与我同行者作何感想？他说：有的事情不是那么好公开的，有的人性格腼腆，恐怕承受不起如此广庭大众下的暴私、揭秘。喇叭的作用已经明显：在你排在这支最后的队伍中，首先将接受一次心理的洗礼。相信不少人会不自觉地选择欲言又止。待等抵达窗口，除了自己打垮自己外，你也最多领得一纸表格。那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程序必然。有很多访民都收藏有这样不领也罢的纸片子。果不出所料，在窗口肯定得不到答复的人就开始滞留在大厅内大声控诉，这样的人至少有两个。高一声低一声好像吵架……
　　文革后，曾在中宣部信访处担任副处长的马懋如曾经撰文《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文字里有过对当年的信访处环境和工作人员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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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身边的人说起谁谁谁有了男女关系问题，表情严峻。胡耀邦说：哦，男女本来就有关系嘛！
　　胡耀邦有一次自顾自主张，和秘书发生了争执。之后秘书对胡耀邦说：你应该尊重你身边人的感受。后来那些认为受了委屈的身边人接受了胡耀邦主动前来的道歉。
　　1965年胡耀邦到陕西主持工作时，选择当地人做秘书。地方领导原本“推荐”林牧是为了着重强调这个人成分不太好，是鉴于林牧的才华担心他被中选。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招人嫉妒的人嘛大概有点本事。后来林牧就成了胡耀邦在陕实施超前改革的得力助手。
　　那些年，陕西一时间形成刘胡斗争两阵，干部自觉站队。改革与保守之争，左与右之争十分激烈。那场暗战整整延续到一代人逐渐离世，历时十多年。而后人们这么一琢磨，发现凡是反对过胡耀邦的人却逐步被胡“任人唯贤”。而看似与胡站一个阵营者却似乎没有谁获得胡耀邦的庇荫。而这些曾经和胡站一起者至今不计得失，谈起胡耀邦只有一个“好”字，以至于尊偶像而待之！
　　2007年编撰《日月昭昭——林牧口述》时我记下了许多如上故事。那除了令我终生受益之精神外。还有强烈愿望推荐更广大去读读胡耀邦。今逢胡耀邦逝世23周年纪念日。我特别将我独家掌握的，由学者周勍当年拍摄的十多盘林牧口述实录，用影视方式整理，首次公诸于世。
　　今天发布的是第一集。请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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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我在山东。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北京来的。几乎不容我插话，那头的一个女声就冲我一通倾诉。好不容易找了个空隙想插问几个叫我似懂非懂的问题，却这边有约定来宾抵达。我仓促应对了几句电话那头，答应稍后回北京后联系她。我真的要联系她吗？真的，我也有婉拒一些访民电话的时候，但不是这样的电话。
　　对方叫张小玉，河南焦作人。据对方说她有冤案一、冤案二和冤案三，连环案！瞧这女人给倒霉催的，一个还解决不了，却一连串地玩儿跟进……这些还在其次，我之所以愿意见见她，还在于她所叙述的一段奇遇吸引了我。
我后来在推特上做了个预热，原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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