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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过去的西安第二届国际行为艺术节的六天里,一直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怎样读懂行为艺术?现在看来这是徒劳的。在我试图得到参会的艺术家们的解释时,得到的却是自相矛盾,各执一词。我想权且把它当做学术意见的不统一吧,也只有如此才让我的内心纠结得以使然。
  艺术节上有一出“戏”是由西安的六位行为艺术家集体完成。之所以称“戏”,因为给我带来强烈印象的是作品中尚可轻松“看懂”的环节。尽管艺术家们不会承认“我的看懂”。因为“懂”是两厢间的沟通,在行为艺术作品中观众却是永远不能准确感知艺术家的所想,而艺术家自认为行为艺术是不可以做所谓作品之外的诠释的。因此观众就只有各自认知,而这样的认知是被艺术家们赞许的,甚至这种认知被艺术家们认为是其自我作品的成功。因为行为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在于观者的参与和互动。感受的不同则在次要。
  看过下面这部由西安的年轻艺术家们即兴创作的“集体作品”(原作没有名称,故此),相信我的中国同胞一定会对几个点产生印象。在长时间表现沉闷和压迫调性的舞台上,颇具喜剧效果的戴着大头娃娃面具,一边扎红领巾,一边朗声歌唱儿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的艺术家何理……在暗色浓重的舞台上亦步亦趋,在足迹前后撒种花朵儿,却肢体变幻着扭曲,努力寻找平衡却不能而最终倒弃自我,以至被清洁工当做垃圾拖走,那只唯一伸出在垃圾桶之外的具雕塑感的手,一定寓意着向不可触及的明光嘶喊(陈孟媛出演)……从作品开始至终一直木讷无谓地怀抱加湿器,背负柳枝,头顶卡通猩猩,单臂前伸两指夹一张扑克牌,违背常理的怪异组合令人极其感受不适。这是王名峰的出演,最辛苦的是在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作品进程中他始终如一力求保持一个姿势,而带给我强烈感受的却是人的自我丧失,物质的压迫强烈充溢其间……西安艺术家们的这个集体作品在最后寓意“清除精神污染”的环卫工人(李晓明饰演)的大扫除过程中被尽数涤荡,后落幕。
  事后我尚无机会与这出作品的出演者们沟通。我只发现在观众席间不时于作品进程中看似搞怪的关键时有发出嘻嘻窃笑。我之前几篇相关文字里说到过“我是以传统的审美观审视行为艺术的”,我因此自认为我在整出作品里感受到了我的感受,甚至有了愤怒出离,有了发泄的快意。也因此极其欣赏凡艺术节里此类“稍具具象”的作品——原谅我或许正误导对行为艺术的欣赏。
  顺便说:在这部集体之作中我又一次发现了行为艺术中的女性表达(所指李孟媛角色)。这在我前边说过,我也发现艺术家们没有认为有这方面发现,甚至也有驳斥,但我确确实实发现了行为艺术中性别的差异。也许我会为此再写一篇文字论证。
今天请欣赏由西安行为艺术家们创作的集体作品(要有耐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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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里斯·涅斯洛尼是位德国老头儿,他的表演充满激情以及声与动的震撼。
  在西安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行为艺术节上,我单独采访过波里斯·涅斯洛尼。我的问题是:除了行为艺术作品中常见的静、慢、和动作设计的反复以外,您的作品似乎又多了许多发声,比如令人撕心裂肺的吼;多了许多沉静中又动如脱兔的猛烈,这些都令现场观众深感震撼。同时它也似乎形成了您的作品的有别他人的风格。意外的是波里斯·涅斯洛尼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对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您的作品在架构上似乎都存在着一个‘序列’的印象,比如按照编年去叙述或者是对一个个逝者的回忆和表现。”做了回答:我的作品没有你所说刻意的架构,你看到的只是偶合。
  我想我问波里斯·涅斯洛尼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回答。波里斯·涅斯洛尼的作品总是充满激情和想象的无限,您可以认为激情是永恒的吗?您可以认为想象的空间是有限的吗?不能。
  我非常喜欢波里斯·涅斯洛尼的作品,尽管看到的不多,尤其是在我这个尚站在行为艺术认识的大门之外的人来说,我是说我依然在用传统美学观赏眼前的一切。也因此肯定有了限制。
  看波里斯·涅斯洛尼的作品有时候似乎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小剧院里看独幕剧,有点哑剧的意思,有点班级里同学们组合的活报剧的意思。场景简单,人物很少——事实是只有他自己——但看到了有情景、人物、时间和地点的现实主义话剧。我因此忽然有了自我颠覆的感觉:原来行为主义作品依然有着现实的生动传递,只是它绕过了一道弯儿,而在那道弯儿处,站立和摆放着高级的道具和布景,而这些布景不过只是一些随手捡拾来的饮料瓶子、马路边儿上报废的排气筒子、一块棉织布、一张A4打印纸、甚至是半截儿埋在土里的鹅卵石……
  波里斯·涅斯洛尼的作品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艺术创新的意思。
  波里斯·涅斯洛尼已经七十多岁,在国际行为主义艺术界成就不凡。只可惜我看到他的作品只能是此次艺术节上很少的几部。我很想问波里斯·涅斯洛尼的问题还有一个“您眼中的行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但已经没有机会。更多的行为艺术家多表示它们间有不同,即使承认其关系的也表达得很是有限。而我在波里斯·涅斯洛尼的作品里看那从“1983年,一个男人……1987年,一个男人……”直到1991年,还是一个男人的编年一样的编排和叙述里感受到的却是无法不见的人类生活之悲怆、政治压力之强悍、人性遭受折磨之时的凄厉嘶喊……
  我真的不知道永远在律动中创作的波里斯·涅斯洛尼是否也要传达如此意念。但无疑我是如此感受着的。我相信艺术家是靠作品传达意念的。
  波里斯·涅斯洛尼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研究院的学术报告厅里有过一次极其精彩的演讲,这个演讲比较长,我将另外剪辑一集。在那一集里您一定会更好认识波里斯·涅斯洛尼的行为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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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几位朋友一直在从事行为艺术的创作实践。我因此几年前就开始记述和关注他们的艺术活动。尽管如此,在我周围更多的朋友中间有更多的问题则是“什么是行为艺术?”而且这个问题始终不得结论,艺术家谈艺术家的,大家不懂的则可以永远不懂,听了也白听。与此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行为艺术”在近年里忽然成了大众“耳熟能详”并且随口就说“就做”的词汇。谁都知道“行为艺术”,却谁也解释不清“行为艺术”。于是乎,“行为艺术”甚或致力于“行为艺术”的艺术家们一边是有了众口一词的被评价:“怪人”“神经病”“变态一族”等等,又一边被人随处用作所谓“行为艺术”手段去做了商业促销,做了庆典开幕,做了网络搞笑,甚或成了维权的手段。以至对行为艺术一个重要元素的“人体”表现多报以色情与淫秽的认为。这实在是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不幸!
  2012年10月18日在中国西安举办了第二届国际行为艺术节。来自国内国外约三十余名艺术家在短短六天里,到西安各大学府举办了多场讲座,四场作品展示。然而,直到他们离开西安,留给西安的唯一问题仍然是“行为艺术是什么?”
  我也不懂。非但如此,即使在我与与会艺术家们的各个访谈中也看到了这个“不懂”,只是不同的是艺术家们的“懂”是各执一词。
  比如行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一问,回答结果有多种。主要为一:不是政治事件本身,虽然可以谈论政治,但趋于感受,是出自于艺术家自身的情绪表达,不涉及事件本身;其二:当然与政治关联,而且关联密切,甚至有时候可作为政治的最高境界表达,更其智慧,更其高瞻。
  艺术家们的说法不一,但并不能排除我自身的感受,后来我和个别艺术家交流过这点,他们则认为我是以传统审美来读行为艺术,不可谓不错,但不能够深刻,局限。与其传统去读不如不读行为艺术。行为艺术的前卫性和开拓性在我眼底其实荡然无存。我承认这个,但很难“纠错”。
  对英国艺术家奚建军的《黑白不清》和《跟我走》的认识是我的传统美学欣赏结果。我对他当面评价“具雕塑感。”对此奚建军不置可否。我因此想到也许我只看到了其中人体造型的传统表现,却忽略了奚建军至高境界的原始构思。
  我亦有独特发现,在小规模座谈中我提到了行为艺术中的性别差异。我是指作品表演中明显的男女之别。来自香港的女士杜跃在半扇生猪肉上插上一颗颗野草、野花;来自重庆的在校女生脱去外衣着比基尼向观众一一询问“我可以拥抱你吗?”;以色列女性艺术家塔玛钻进一辆报废车辆的驾驶室里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时候我问她作何解释?她说那一刻,透过车窗看到了终南山,想到的是她的以色列家乡的山;台湾青年女艺术家孙懿柔在关闭的大铁门上列阵张贴出一幅幅本次参会艺术家们的活动照片和观众照片(是她这几天里随手所拍),她对我这样解释作品“叫‘凝视’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一刻我站立良久,面对着观众,然后我将观众视线引导到了铁门上的具有律动效果排列的照片上。重要的是我的视线和观众产生互动。”……
  我不得不以传统的眼光欣赏这些女性作品,我因此看到了美丽、博爱、少女闺房壁上的卡通贴以及塔玛表现出的强烈的但却柔美的手部舞蹈语言。而正相反的则是男性艺术家们多表现出肌体的健硕(奚建军[英]《黑白不清》《跟我走》);行动的猛烈;声与色的强烈(Boris Nieslony(Germany) 波里斯·涅斯洛尼(德国)作品《一片落在西安上的羽毛》)等,以上所提作品将在我制作的视频里逐步推出(约莫三十集),顺请关注这里。
  作为艺术节唯一的摄像,我记录了全部作品的展示以及艺术家们在西安的活动情况。从今天开始我将陆续发布这些作品的视频,希望这是一个你我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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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置信:广场流民老尹也死了。这样,流民公房里死于“冻”“病”者有史来达到六人。这六个人是老尹(山东潍坊籍)、老赵(名不详/山东籍)、安庆顺(内蒙籍)、张志新(北京知青)、小李子(名不详/东北人)、王文忠(河北涞水籍)。
  有许多网友还记得老尹。有一年,我做了一段录音,是老尹自己讲述在西客站捡瓶子的时候被他人追杀,遭腹部连捅两刀厄运的过程。老尹的录音山东调太过纯正,我无法听懂,后来通过网络发布,有不认识的网友代为翻译,才让我们知道了那个血腥故事……
  老尹生人与1958年,戴过红领巾,唱过“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老尹成年后,遇京九铁路征地,后独守薄地为生难以维系,再后来外出打工,受伤残无人雇佣,遂流落街头,直至长途往天安门广场拾荒为生。
  有一年,闾丘露薇给我说起一件事情:每遇寒天,香港政府会未雨绸缪,于寒流来袭之前在城市里搭建临时避寒暖房供流浪人员暂栖。她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流民被冻毙现象。尚处于雏形的流民救助队伍里就有人发出感慨“再也不能冻死人了!”。后来我们产生动议:为广场流民建避寒公房。
  建公房的最大争议就是有人说“这些流浪人就像粘在伟大首都身上的垃圾,决不允许他们存在。”而建设公房的愿望似乎更强大,因为这是些行动者。反对派则像一群被豢养的叫狗,吠声大,务虚则众。得亏他们务虚,否则流民公房很难实现。
  老尹的不幸在于太过个性。流民公房建成的时候他来过,看了看,却没有决定进驻。后来我去了老尹搭建在京奉铁路老车站南侧的一个砖台子边儿上的窝棚。这里距前门直线不过数百米,再远点儿是毛纪念堂。老尹的窝棚搭得很规矩,像在家乡的宅基地上盖婚房,虽说是窝棚,却也有“过厅”,有“主卧”,主卧与过厅有个拐弯儿,因此避寒,还有点防盗防抢的意思。窝棚是用包装坦克纸、广告布和碎塑料片搭建的。没有门扇,但在门槛处摆放着一道四只约莫馒头大小的水泥方,一溜儿排开,这让我走近时真的有点犹疑。我就只好站门外和他招呼。
  老尹基本不接受来自网友的捐助。一说是这人要尊严,二说是他怕将来收取什么费用。完全无稽之谈。我倒是觉得他是喜欢独善其身,最好是人家的什么都不沾那种。显然他有过相关遭遇,心理就立有一道防线。我当然相信有一天老尹会有改变。后来果然在2008年奥运前最冷的那些天,他接受了我送来的由网友集资购买的军大衣。但老尹依旧是老尹,他似乎始终在坚守一道防线,是对社会么?还是对我们这些援助者?这个现在只能是谜了。人已经死去,我所说“相信有一天老尹会有改变”的“改变”始终没有到来。
  老尹的后事和他死难同伴儿一样,是由城市收尸队按照无名尸收走的,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我愿意相信,这个人生的最终归宿模式,在这座城市的管理者还是有能力完成它的,我不抱希冀他们能够做得更多。
  2012年的冬天又要来了,那座如今距我遥远的城池,你准备好了吗?你对你的这些被视作“城市伤疤和垃圾”的同胞;你对你的这些曾经胸佩红领巾,也曾宣誓过“时刻准备着为了共产主义……”的人们有所着想吗?
  闾丘露薇说过“每遇寒天,香港政府会未雨绸缪,于寒流来袭之前在城市里搭建临时避寒暖房供流浪人员暂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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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的

  先说这么件事:大约是在北京29届奥运会前后,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上海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及涉台话题,有台湾女记问唐,其中说到过一个字眼“中共”。唐家璇忽然莫名其妙发火,对“中共”这样的词语唐似乎特别敏感,唐首先对该记者发难。原话已隔年久远,只记得大概的意思是“有人仍在使用充斥敌意的‘中共’二字”唐很愤怒。原本一个中性指称,让唐家璇如此点拨,还真的令我想到了大陆电影中的确时常出现只有“国民党匪帮”才老挂嘴上的“中共”如何如何。不过,唐的如此刻薄阐释似乎更是罕见!
  最近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专设“特别策划”《喜迎十.八.大系列访谈》栏目的醒目位置我也看到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向执政党建言”系列访谈。这也让我联想到主旋律歌子里唱到的“打江山,坐江山”一句。且不谈这话如何露骨地宣扬暴力,张扬其政治霸道,以及如何反动于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只就其本身的“执政党”一句就值得令人怀疑其求“建言”的真心。“执政党”一词只能相对于民主社会多政党社会而言,又怎么可以在一党独裁的背景下侈谈“执政党”乃至“在野党”如何如何呢?如果非要这么说,那么给予他党的政治权利又在哪里?
  台湾记者因异党(其历史背景有曾经的“国民党政权”)而连“中共”一词都不许去说,那么只许一党独大的执政党大谈“打江山”和“坐江山”就绝对政治正确吗?这该是何等强悍的强盗逻辑呀!这也只在坚守独党者才会不爱听“中共”二字。
  既然是求“建言”,那么该把窗户打开了谈,而不是以施舍的姿态“请”你建言。事实是因了党是唯一,所以“建言”的大门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想开多大就开多大,不想开了哪怕全部关闭。河北廊坊访民陈树花的遭遇就是如此“建言”的上当者、牺牲品、垫脚石、殉道者。
  2010年8月2日,河北廊坊公民陈树花在人民网“E政广场”成功提交建议“请求国家公开治理腐败——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建议被自动生成编号“5831”。接下来,陈树花的5831提案因支持者众而自动推至首页,引发更大反响。从人民网对提案的“重视”程度(虽是按照支持数量自动排位)来看,陈树花不能不心中暗喜。但接下来5831提案的命运就不那么乐观了。很快提案就从位居前列的排行中抽掉。为此,陈树花和人民网直接电话沟通多次,对方多以“技术故障”为理由推责搪塞。导致提案至今只能静卧后宫犹如呆案(详述
  5831号提案无异于人民网“血案”一宗,“杀人者”可以不偿命,且道貌岸然数月仍逍遥法外。这件事也成了陈树花的心病。虽然她一刻不忘追查,几乎变身5831提案的公民侦探,让5831号提案重归应有位置成了陈树花生活中的唯一。然而,区区小民,要想追究执政者的肆意妄为,谈何易?
  日月荏苒,5831提案在我几乎就要忘掉的时候。我忽然接到陈树花的电话,据10月8日陈树花的讲述,她将该提案在人民网专设的“特别策划”《喜迎十.八.大系列访谈》栏目里再次郑重提交,而正是此栏目题头赫赫然写着“向执政党建言”。也就是在这个求“建言”的栏目里,陈树花却遭遇到了又一次的“猫鼠斗”。
  “猫鼠斗”的情况几乎是2010年8月2日,陈树花在人民网“E政广场”提交“请求国家公开治理腐败——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建议(即5831号提案)遭遇的翻版。
  公民陈树花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合格公民,她以自身冤案引伸开去,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大事,从而有了担忧。陈树花在她10月9日的博文《十.八.大系列访谈无一例涉及腐败(上访)为何?》一文里发出天问“难道十.八.大不能解决腐败(上访)问题?
  本人才刚看到人民网策划的十.八.大的系列访谈,其中无一例是涉及治理腐败(处理上访)问题的。由此想到:
  一、难道十.八.大不能解决腐败(上访问题)问题?
  二、难道引导社会潮流的脊梁们无人想到这个问题?
  三、难道作为访民的本人人微言轻(提议被忽略)?详见《原5831提案为八大处献策(在人民网)再次受挫》
  四、难道人民网根本就不想做这件事?
  五、难道是国家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国家高 层中的腐败黑客不允许解决这个问题?
  
附文原5831提案为十.八.大献策(在人民网)再次受挫/陈树花
  在人民网E政广场的建议区里,有一个编号5831的提案(是建议在网上公开处理上访问题的),该提案从2010年8月初提交后,在人民网就屡遭不幸、勉强存活……详见《人民网为何如此薄带5831提案》和《一个访民的理想主义提案
  到现在(12年9月初)两年过去了,人民网又在为十.八.大征集献策提案,建议人(陈树花)见此信息立即将原5831提案的内容作为献策提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网E政广场,6号登出(建议号:25516,网址),可此建议的遭遇几乎又在重复5831的命运。
一、自动搜索技术按人的意志拿下提案
  此建议发出后很受网友关注,支持率很高,在9月8号被E政广场自动搜索进支持率最高的栏目里,谁知到了9号马上就被拿下。建议人见此状于10号拨通了E政广场负责人(杨鸿光)的电话,问之原因,答复说:栏目内容每天都更换。当建议人辩驳说“为何有的内容不更换,及本提案的支持率一直延续增高为何要拿下?”之后,负责人说:这是技术原因造成的……
二、置顶无望——不可能成为十.八.大献策提案
  当建议人要求将此提案置顶时,,E政广场负责人说:置顶是有条件的;当建议人问及条件时,负责人说:置顶有专人负责,条件由专人掌握;还说要求置顶就打客服电话……
  人民网作为传达民意社情的咽喉,不能说假话!
  一、请问人民网:你们网站的自动所搜技术功能到底有多先进——先进到了屡屡按人的意志进行选择的地步?
  二、请问人民网E政广场:提案置顶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三、请人民网告知:本提案不置顶的原因,及不纳入十.八.大献策范畴的原因!
  说明:9月10号(建议人)陈树花拨通了人民网客服电话投诉此事,正等待答复!
  建议人:陈树花
  住址:河北廊坊市-蓝水湾-18-3-501
  电话:13393060963
  邮箱:lfxjb@163.com­ qq:970776018­
  身份证号:13280119641103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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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李琛的一部纪录片作品,其他还只是见目录不见映画,实在是囿于中日两国的局限,尤其是在当今,文化的流通似乎进入冰点。
  我看到的这一步作品中文名字叫《松四爷的奥运年》,作品大概完成于2008年(见下面所附视频在线)。
  松四爷是经典的北京胡同串子形象,他不和混混们混同,他仍然是依靠自我劳动谋生,并且非常努力。只不同的是地域人文造就了他的另类,包括举止言行,着衣打扮。这在作品将结束时,松四爷在东奔西突地打拼,最终撞了南墙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车子停靠在鼓楼下的胡同口上,车上装载了那个体现八旗弟子全套风貌的鸟笼、彩旗儿、铜铃儿和织锦缎面座椅。他的人则是着卷白边袖口的黑色大衫,颇有点尼泊尔色彩的毡呢礼帽。蹬老头布鞋,裹白袜,眼前架着永不“凋零”的墨镜。松四爷却似有说不尽的苦衷在那眼底,那颜面堪称绝佳表演。我因此不理解李琛的这段镜头是着意要求的呢还是松四爷的天分使然。不管怎样,它都非常成功!
  我把《松四爷的奥运年》视作一部小史诗去看的,至今已经看过三遍,我还得再看。如果你不了解中国在五十年代发生过的农民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三面红旗总路线等等给中国人带来的翻肠倒肚的“变革”的话,那就看看李琛的作品《松四爷的奥运年》。我相信,即时当年有赵树理、柳青等等那样试图记录那个时代的作家做过的不懈努力,但他们仍然被阻挡在了所谓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桎梏之下。社会主义是产生不了真正文艺的,这是它们先天命中所定,无法更改,因为他们的所为就只是为小集团的利益驱使,没有人类大同的伟大和开阔,没有对普世价值的崇仰和哪怕基本的尊重。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奥运前),发生在松四爷身边的事情被浓缩在106分钟之内,其充分展示的却是波澜壮阔乃至公民个自的酸甜苦辣。在每每发生所谓奥运前的整顿时,我都会在那个被整顿之外看到孤影而立的松四爷的身影,我为这个身影所包容,所体现的中国公民当今之境遇的写照而一次次动容。
  真的很佩服导演李琛的构思和深度把握。
  李琛现今定居东京,是早年进入日本国的中国人。他能够对北京生活拿捏到如此生动和具分寸,这与他本人就是位典型的北京人不无关系。其他则在他的自身艺术造诣了。
  2011年,李琛以日本放送协会NHK的名义拍摄的反映我,以及宋石男等人的网络生活纪录片《中国博客攻防战》在国内引起一定反响。我为参与了李琛的作品而感荣幸。
  最近我即将完成并推出的160分钟长纪录片《南小街》,部分摄像工作是李琛的亲自操刀。因此在该片即将付梓之时,写以上短文以示对我们一场合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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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倩最早出现在我的记录里就是以文字和视频的双重形式。那是在2010年我制作的系列人物访谈录《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的第44集里。
  认识刘倩也是缘分所至。那次我受传知行委托赴郑州,在河南省财经大学做一个关于农村现状话题的演讲。其间,刘倩中途入场,默默坐于后排,在一片学生面孔里,这位面容清雅隽秀的女性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演讲结束时,她走过来对我说:你讲得对,是农村目前的情况。我很好奇她有如此评价。她解释说:“我也在做田野考察,是关于河南农村艾滋病情况的调查。”
  她是刘倩,女性,从老三届知青走来,77年届高考恢复后第一届大学生。后来从事文学研究,再后来投身社会问题研究,直至今天。刘倩说:“我是社会科学院的,不做社会研究做什么?”这话语看起来轻松,却叫年逾花甲的刘倩经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第一回见面后,我就不断听来关于她被政府“谈话”;被公安跟踪,被基层黑恶势力扬言要“灭掉”等等传闻。这让人十分担忧。而刘倩所遭致如此境遇,不过是因为她深入艾滋病农村,以至连锅碗瓢勺都带到了艾滋病村,和患者吃住一起,贴近调查达六年之久,在不断为他们发声、援助,乃至送温暖同时,完成了三四百万字的笔记和大量现场影像资料,最终成书一部《血殇》。这让那些很为河南省政府形象担忧的人恼火。除此,因为一部书,刘倩被污名与境外势力有关,说是为境外势力提供炮弹……刘倩则说:“我为什么要污蔑我的祖国,我的民族呢?难道我发现我们自身的缺点,能够熟视而无睹?为什么不去想想如何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却总要顾及你们的面子呢?”
  刘倩的著作《血殇》最终在台湾出版。这已经是2013年3月,距离我第一次见她,看到她的书稿已经过去三年。三年啊,作为及时反映社会危机,反映民生疾苦问题的书稿却迟迟不能付梓。那么这被拖延的时间里,又该会有多少因为这个拖延而丧失生命的百姓,又该会有多少本可以及时得到处置,得以改进的政府机会被丧失殆尽呢?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乐观,毕竟刘倩的《血殇》是出版在台湾。虽是同胞,却也只能换来一拘眼泪,于事至少无大补。而即使是这样的出版也历经坎坷,之前甚至连在两治之国的香港境内也被大陆通知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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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我为
    我因为进山拍纪录片,消息阻塞,加之任务繁重,也就世事不谙。
  17日出山,耳目顿然不能清净,却又从喧嚣市声里听来噩耗:胡绩伟于16日逝世!消息说“因心力衰竭,享年96岁”。
  我给蓁蓁去电话询问此事。蓁蓁是胡耀邦的助手林牧的女儿,五年前,我受托编撰《林牧口述》一书,因此有机会和蓁蓁多次拜望胡绩伟。胡绩伟是林牧的挚友,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在胡耀邦领导下他们有过共同工作,共同为理清中国前进路上的种种认识而奋斗的经历。因此《林牧口述》的序言当属胡绩伟著写最妥,胡绩伟也对此事欣然应允。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那年胡绩伟已是91岁高龄,身体并不见好。我和蓁蓁见胡伯伯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拄着那种H型的金属制辅助工具才能在屋内有限范围里走动。胡伯伯的夫人狄莎阿姨叮咛我们“他最多能谈话十分钟。然后就得休息。”我们这才知道胡伯伯是专此起身接待我们的。胡伯伯说:这事情我要做,我要像林牧那样最终得以安静地死该多好。足见他对挚友的真诚情谊。
  因为是第一次来胡伯伯家,所见倍感新鲜。约15平方米不大的书房,四墙有三面被顶天立地的书架和书橱拥塞。一眼就看到的是某位画家为胡伯伯所做巨幅画像。胡伯伯走出里屋的时候,那画里的老人顿时跃然现实。立刻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逼人之力。之前只从照片上见过胡伯伯。不高的个子,圆润线条的面庞……如今是眼前的胡伯伯了,只见他白发冠顶,虽步履维艰却精神矍铄。忽然我就想到:大约思想家衰老在先的只能是身体,那思想一定会走到极致吧。这个想法真的就被以后的事情一次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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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纪录片有了事先的台本,这看起来有些滑稽,尽管纪录片的教科书里仍有这样主张,却不被多数认可。
  记录与演出若有不同,正在于“记录”的不可预知性和“演出”的事前主观。
  “记录”也有台本在先的,那有点像电视机法制节目里的情景再现。那么在纪录片里情景真的可以再现吗?如果可以,那么它还该定义为记录吗?
  三线的日子距离我们已经四十二多年,试图去再现那已成不可能。即使你在四十年前的那块土地上重走,也绝无可能发现旧时的蛛丝马迹。这就成了摆在纪录片《在历史这边》拍摄的顽结。为此我没有选择去寻找一个新时代的16、7岁孩子出演,一是他不会有我们曾经的体验,二是披着皮的出演只能是演出,不会是其他。更有要命的是每一观者都将在潜意识里自始至终对其进行批判。
  杜春光则不同。
  我们私下里称杜春光“赖杜”。赖杜是和我保持了42年关系的朋友,我们的认识也自于三线。之所以选择他来“出演”,说起来也很奇怪,那不成理由的理由竟然是赖杜有一脸络腮胡子,赖杜有一身男儿好毛,如果可以再加上一句而不嫌多的话,那就是赖杜的“赖”。前二者在于赖杜的男性特征和不粗俗;后一点“赖”或许不被认可,但以我对他的了解则认为赖杜的赖,标示的是自信、尊严与宽宏,因为赖杜的面相还透着书卷。
  如果非要为片子排出个角色等级的话,《在历史这边》将由赖杜担当甲,我则不得不在人手不够的时候出镜做串场,算作乙角儿吧,还有雄。“熊”是谁,待稍后的日子里您会明白。今天只说赖杜。
  在还算做是梗概的从前介绍里,我这样描述首次进场拍摄的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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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华阴市太华办(乡)所属红丰村村民集体赴乡办,向书记谢建龙递呈,要求罢免村长杨再保。开创了村民民主自治,依法行使公民权力的先河。“我选你,亦可免你”,村民们不再愿任你采用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甚至暴力胁迫民选等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做法来为非作歹。如今村民们也要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来玩一回“罢免村长”的游戏了。
  然而谈“罢”何易?
  事件发端:华阴市政府与中海集团准备合作实施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新农村建设暨农业产业园。该项目的启动是在象征性的“打招呼”之后强行启动,其本身出尔反尔,推翻了他们为此宣传所做“保障群众利益不受损”;开发要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的承诺。
  5月16日,红丰村村民惊讶发现,有一二百名警察及防暴队员,三十多辆警车以及身份不明的诸多可疑人员,在华阴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的带队下,开着六辆大型机械怪手及装载机进入村庄。此事遭到红丰村村民强烈反抗。警察受阻,无法行动,后大队人马逃离现场。
  然而事隔一日,18日当天,更大规模约五六百名警察防暴队员及五六十辆警车、两辆指挥车及更多手持油锯(伐树用)的外乡民工直接进入红丰村所辖农田,开始了毁灭麦苗(即将收割),推土挖沟的大动作。据现场目击村民反映,这个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占据了两公里长的路段。于此毁田占地同时,部分警察则根据16号那天所做现场录像对号抓人……
  也就是从这天起,这个自古盛产血性“刀客”的地方的农民们就被卷入了一场艰苦的土地保卫战中。他们先后组织农民百十多人五次上访,去地市、去省府、去北京。有幸的是,他们的上访初见成效。先后有省上信访局高处长意见如“按群众意见办。”;有北京国家信访局回复“已经将文件转到陕西省信访局。”并非正式发表意见认为华阴市的做法是违法的。又责成农民代表在省级不能给予满意处理后可以直接来京再访。
  再来看红丰村所在地的反应:在得知省信访局的要“按群众意见办”的指示后,5月28日,华阴市政府对村民们文字承诺:(见图三)
  第一、在红丰村实施的农民新村项目无条件停工;
  第二、由政府协调公安机关不参与项目并对扣押人员进行释放;
  第三、在征求全村群众意见基础上决定是否在红丰村实施农民新村及农业产业园项目;(以大多数群众意见为准)
  第四、无论项目是否实施,按华阴市城乡标准对农民进行赔偿。
  以上文字承诺(见图三)执笔署名郑华鹏(太华办主任),落款单位公章其一为华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其二为华阴市太华路街道办事处。
  在调查中,我了解到红丰村村民一次次为政府的如上承诺而欣喜,却如此承诺来得总是变幻无常,忽而“无条件停工”,却政府又组织工作组兵分五路进村做所谓思想工作“还要试图上马项目”并对反对人员当场录像;忽而“政府协调公安机关不参与项目”,却又一次次政府行动总有警察身影闪烁前后为其保驾护航;忽而又“对扣押人员进行释放”却又在农民五次进省进京上访后仍由公安以“越级上访”为由抓捕关押村民……
  天下竟有如此叫人不能看懂的政府行为!
  在调查中据村民分析,政府和开发商之所以在省政府信访局要求华阴市政府及太华办“按群众意见办”之后仍然肆无忌惮,我行我素,除了“无法理喻”的因素外,更有红丰村村长,即民选村长杨再保“谎报军情”“欺上瞒下”,至于是否有经济利益驱使我们不做推测,但是否村长可以当面对质,按照《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相关监督条例面对全村百姓敢于解释呢?我们不妨将此题设下,敬待村长对话。
  令人鼓舞的是,红丰村村民没有坐等待毙,也不抱期望上天赐予百姓一个大福大星。他们在多次上访后政府却如此反复无常中猛醒,他们的公民意识在觉醒,公民权利的愿望在呼唤他们自救。红丰村村民终于意识到了这个民选村长已经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他们说这已经是吃里扒外,不为农民谋利益的“汉奸村长”。
  6月上旬,村民们以绝大多数人众集结签名第一次提出要求罢免村长。并将罢免请求书正式呈交太华办书记谢建龙。而同样主张停建项目的太华办书记谢建龙的表现令人狐疑:不接受,不回应……
  7月20日,红丰村村民再次同时给太华办和市委领导小组提送罢免杨再保申诉书,要求至今不见答复……
  那么,在红丰村村民一再向各级政府依照程序递交罢免村长申诉的同时,村长又在干什么呢?他没闲着。
  8月20日,华阴市太华办门前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有三十余人组成的支持村长杨再保的队伍,和200余人组成的要求罢免村长杨再保的村民队伍一同出现在太华路街道办事处(乡)大院。而据三十人内知情人透露“我们每人领得村长三十元钱,才来表态支持的。”同时村民们认出了这些人里有村长的兄弟媳妇、侄子以及三个堂弟。
  村民要求罢免村长,有法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并说明要求罢免的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陕西省华阴市红丰村村民以绝大多数人数自发提出罢免村长,这些自古就有打杀为业传统的绿林好汉们如今不再简单着行侠仗义、扶危解困。他们已经是公民社会大潮汹涌里自然淘洗而出的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华国民。这与那些连自己的领导人都不敢民主选出,而依赖“隔代推荐”“胞衣承袭”的封建模式相比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呀!
  红丰村村民要罢免村长了,这让许多人惶恐不安。太华办书记20日当天,面对着30比200的村民两派队伍当众宣布:2012年9月1日答复。
  9月1日,红丰村人拭目以待;9月1日,相似经历的各地农民拭目以待;9月1日,全国的网民们更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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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纪录片《在历史这边》到了紧要关头,几天没顾得上上网,网端便骤起风云。
  先是瘦痴从山东打来电话:你的视频《李宁口述》被人利用,PS做了“活摘器官”话题之用。瘦痴说得很乱,看来网乱已经乱到不好对我描述,瘦痴说“我连夜在网上辟谣,发了微博不下千条……”
  事态明显严重!
  网上向有多事之人做些这个,这样的事情我本人也不是没有遭遇过……我因此决定立刻投入“战斗”。
  PS的片子见附图一,显然拙劣!2004年我在北京建设部参观过人体塑化标本,因此也多少知道些标本的摸样,尽管或许有其它用途但也绝没有让被解剖尸体保留生前美丽的必要。除非有“死人美容行业”。再看PS版,不但死者美丽且有了凤凰涅槃之嫌!
  第一时间我便否定了这张网传照片的真实性。
  我之后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是要联系李宁了。李宁在北京上学,暑期仍滞留北京。在我电话打过去仅仅两次振铃声后,那个熟悉的声音就回应了我……
  于此同时网上的风传已经开始衰减。据瘦痴说,原发者已将贴删除。“但是转发的力量不可低估,目前该PS片已如脱缰野马在网上肆意汪洋,难以回收!”
  和王荔蕻商量的结果是,必须保护李宁姑娘的权益。16日王荔蕻率先在微博发辟谣照片(见图二)。当晚我请李宁自拍两分钟视频一段以说明真相。
  李宁的视频是17号凌晨交给我的,三点钟,我赶做了这段视频。全部保留视频素材原件,只是加上了文字说明(见文后所附)。
  想必此视频出台,网端的传谣就该结束。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却一直不能让我安宁。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罪行已经是路人皆知,我只须深入批判,打击其,却为什么还要制造“证据”,其用心不能不令人怀疑。也有网友认为,即使这张假片被揭穿,但追查“活摘”罪恶仍然要继续。此言差矣!批判的武器如果靠人去造,那么这个武器也无甚力量。更何况“批判的武器”要拿自己人做铁,其制造者本身就出了大问题。
  当前需要的是对民族的反动势力以及来自内部的恶做以精准打击,而非混淆视听和貌似义愤。
  就此事带给民主力量的损失无人计较,但明显的是由于此次的PS导致又一轮,至少是局部范围的网监警惕,从而再掀网禁之恶。而直接造成的是,在网端传播已达数月的诉冤视频《李宁口述》今晨发现已经被“节目暂时不提供观看”,这不能不说是李宁的不幸和我们大家的不幸。
  痛心疾首,如此无谓牺牲何时我们学会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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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长卫导了部电影《最爱》。《最爱》模糊了事件发生时间,尽管开首有字“本片取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模糊了地点和人物,陶泽如操的是听不明道不清的某地口音,章子怡显然无奈只得说普通话。其他有操河北话的王宝强,有操河南、山东、陕西、山西话的众甲众乙角儿们。最要命的是不论哪省口音又都一律要加上陕西关中和陕北的某些字眼儿如“我=哦”,如“事=四”,再如“什么=甚”……整个片子的语言呈大杂烩。顾长卫还给片子加了个前提“故事情节纯属虚构”。
  顾长卫为“甚”要如此“绑架式”设计?以至总起来竟令人恍若隔世!其实在我看答案又很简单:谁也不招惹!因为顾长卫要触高压了:写艾滋病。
  在《最爱》里连艾滋都不好明处里谈,“艾滋病”被叫做了“热病”。足见顾长卫有了难言之隐……
  刘倩刘大姐(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电话里表达了对顾长卫片子的意见。顾长卫其本人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最爱。却这次让刘姐不甚开心。我看了刘姐发来的几点意见。很显然,如此展现的顾长卫思想连顾长卫自己也不定看得懂了。
  尽管如此,片子还是时不时透出点地理坐标:河南(因为盲人演唱了河南坠子)。这个不能明说,因为有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在看,以至有从河南走进政治局的老同志也在看;片子也试着说了说社会问题:鼓动卖血的乡村基层干部的丑恶面目,这样一做则巧妙地对省级领导做到“免责”,整个片子也因此茅塞顿开,一关即过关关过。顾长卫反映艾滋病农村题材的影片得以面世。
  我的意见是:罪恶绝不止于基层村干(血头儿)的为非作歹,否则片子嫌浅点儿;片中对艾滋病的描述几乎是六十年代麻风病村的翻版,从当今世界上对该病的防治成果看是个误导,容易导致全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加深;全片把病人集体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小学里就更是文艺杜撰了,如果真是“纯属虚构”,我则没多话说。但是一旦被愚众观看,结果难能乐观。
  因次希望真实反映艾滋病人生活现状,以及教育人们尊重其人格的片子出现。虽然对现阶段的电影审查制度我不抱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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