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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9月,国家大庆,准备工作轰轰烈烈。我不再做生意已经多年,闲极蛋疼,想想坐着也是坐着,就忽然想要骑车走三线。“三线”是指我17岁参加修建的襄渝铁路线那事。我想由湖北的襄樊经十堰,翻巴山,下川东,去到重庆听红歌。人老了,怀旧是难免,我就走了,我把车子从北京寄到湖北襄樊,在襄樊装车,出发。18天后,我站在了解放碑下。我惊喜发现,这里已是世外桃源。我恍惚以为翻开了历史新一页,看到了不一样的人,听到了不一样的歌子。只是这歌子更高级,乐器高级,有被文革中严禁使用的萨克斯,因为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也有大管儿(大管音酷似萨克斯,故同被禁用十年);有高级的演出服,而那年只有清一色的学生蓝和国防绿,连黑色都属于“一身黑,像美归(国)”。现在解放碑前则好像绫罗绸缎展销会,衣在,声在,人没了。
听广场唱歌,的确享受,疲劳尽扫,顿失滔滔!只是不明白那么多的演员从何而来,也不晓得重庆的文艺界竟如此发达!我到的那会儿,正赶上285期红歌会。好我奶奶,一座城市,竟然把唱歌做成了产业,规模宏大,值得叹服之至。我看见解放碑四圈上金字塔般垒起了木板台阶,轮到新一班人马,就依次走上,底下有乐队,有萨克斯,有大管。每每一首唱罢,底下坐着的统一服装们(红白相间式样)猛挥烈士鲜血染红的旗,暴起一片革命呼声……
我推车去解放碑广场邮政局。去那个我曾经趴着柜台哭喊着要钱的地方。我已经找不到了46年前的影子,邮局却在;我去广场上我曾经在那里买过一只塑料钱包的杂货铺子——因为没钱,所以爱买钱包——铺子也不在了,取代的是一家大银行,大银行门前高阶上坐满乡下来的农民,背篓子随地搁着,嘴里喃喃哼唱,和着三十米开外的红歌方阵。我十分惊奇,“你也唱?”背篓说:“当然,当年天天唱,都会!现在站街头就可以唱了,只当是逛歌厅,还免费!”我推的车子风尘仆仆,装备奇形怪状,引来人们围观。有人恍然大悟,“骑车由北京来,一路签名,为了六十大庆?”那天9月19日,距离大庆十天,难怪有人如此想。
重庆还是那个重庆,解放碑还是那个解放碑,所见,所闻大不一样,只有影影绰绰着一个气场,一个魂灵在游荡,那个魂灵我这年龄熟悉,十三亿人里头至少一半儿熟悉,伴着歌声,逝着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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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不晓得在听到毛主席死了的消息那一刻,当时的人们该是怎么个“姿态”吧?这看似滑稽的问题在那时候,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理。并且为此在1976年9月9日之后的工人们中间讨论了很久。有的人说应该原地立定,有的说该哭。后一个说法遭到一些工人质疑,质疑者认为表现出悲伤就可以了,哭的难度未免过大。又有人开始质疑前者,立定可以,这谁都会,并且认为立定不算,还该低头致哀。但是,立定多久算是合适呢?这又是问题,总不能有人喊一声号子,统一行动,更不能从此不走,对吧。毛的死是随机的,和常人一样样儿,谁能预料?
关于对毛死的表达众说纷纭,但也仅限于我们工友的小圈子里。谁也不敢把这事拿到大天下去说。
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的时候,我正行走在钢厂大门广场南侧的马路上。说细点儿就是现在已成陕西建筑科技大学分部的校门里那只巨型齿轮雕塑的南侧。我当时是站定的,因为消息太震撼,是每个中国人私底下或想过而谁也没敢说出的事情,说出来的只有四个字儿“万寿无疆!”真的不开玩笑,那时候在很多人心里是坚信毛泽东是不死的,是真的能够万寿无疆的。就好像我那时坚定认为:已经八年多没和外国人对抗足球的八一队(那时没有中国队,每每八一队做代表),但凡走出国门,定然获胜。因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足球队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说这话您别笑,至今有人仍然如此认为,而且身价很高。那就是新华门前东西侧壁上的那两条标语。其中一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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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按】八年维权,甘肃省依法破产企业盐锅峡化工厂原中层干部瞿明学带领厂职工为四千多人破产安置期间利益受损,安置费被挪用等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抗争。期间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扣发工资至今。还不断遭到来自黑手暗算。此事被《中国经营报》两次做长篇披露,却至今卡在上自政府,下到各级趁机捞油的腐败贪污分子的手上,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对此事了如指掌,对案情细节亦有过问和了解。当您看到如下发生在今天,一个被叫做“中国法制日”的日子里的事件,您又会做何感想呢?中纪委该做何行动呢?我们拭目以带!就在发出本文之同时又获消息,在今天瞿明学被抓,手机亦被无理没收期间,甘肃省高检紧急打进四个电话未能接收。可以想见围绕着甘肃盐化厂国企改制后发生的正义与邪恶之较量是何等激烈。
 下文/瞿明学口述 
  首先,对全国网友的关心和关注深表感谢!今天晚上六点钟我已安全回家,接下来我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向大家详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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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出租车司机赵师傅状告公安局滥用职权,监控公民QQ聊天,拒绝承认聊“罢工”话题违法的案子已经在网络热了一阵子。本文就此不再作为话题赘述。本文所述是在对该案审理进行庭外采访拍摄过程中所见所闻。
   本案让我想起些年前郝劲松为乘火车购物未能获具发票而将铁老大告上法庭,以及地铁如厕被收取五角钱再告地铁公司等“细碎”案件;刘晓原、唐吉田二律师又曾因搜狐、新浪分别对其博客实行封锁而对二公司提起诉讼。这些案件均涉及公民生活之细枝末节,往往不被人所关注,甚至会被冠以“讼棍”“刁民”“矫情”等恶名。而恰恰是这些“细碎”之为却又确确凿凿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成倍放大了的明显益处。逼使一些已经被我们习惯了的公民利益侵害行为得以遏制。
  因此我想到了案件的“细碎”往往不小于案件的“宏大”。
  说到“宏大”,另有著名案例:既2003年3月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原籍湖北的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为由收押,在收容所拘禁期间遭殴打身亡。事件尽管事后被官方描绘成收容所人员犯罪个案,但丝毫未能影响公众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规模质疑。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法学博士随即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在包括贺卫方等多位学者的参与下,《收容法》终被废除,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改收容为管理。
  无论案件的“细碎”还是“宏大”,其间之是非恰组成了我们公民社会是否有安全保障的一个个链环。关键是厘清是非之同时,也就是司法实践之结论应该作为立法依据而相对固化,从而推动法制建设。
  在本案出租车司机状告公安局的庭审过程中。代理律师段万金接受我采访时面对镜头铿锵做声道“美国的言论违法界线都是通过一个一个司法案例确定的,甚至国会它都一般不做这种司法解释和规定,都有最高法厘清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法院也能通过一个一个的案子告诉我们的社会,言论自由和违法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只有把界线搞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遵守法律。界线不明,我无所适从。”
  厘清言论自由与违法之界,是遏制公权力无限制放大的必要。进而使其立法以遵循,更是法制进步的相对必然结果。在这里我为什么用了“相对必然结果”。因为有一个阴影时刻徘徊我们周围,也是我们多年难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一句出自当今官员们之口的常见说辞“我们的司法标准要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标准。”很显然这是一个界限更其模糊的说法。因为“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以及原本需要在此厘清的“言论自由与违法之界”的解释权只在一个领袖或者是一个政治团体的掌握之下。其结果依然不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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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1日,王克勤于本年度第二次赴陕,并在西安外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演讲“微博年代的舆论监督”。
  日前王荔蕻在西安旅行时,说起“京城近来流行‘站队’”意指各路思想观点,以及由此而作为者之间出现了矛盾,形成为派别。这种矛盾甚或尖锐,相互间针锋相对。我因“客居”家乡,对两年来京城事略显生疏,因此难做准确评断。但这并未影响我对其间一些事理谈谈我的感受。我就想对王克勤近两年的的作为说道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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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认识到的最早的粉丝(fans)是在1968年,那年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刚刚出道,一时间风靡全国。当然这个“出道”在当时只是被某一个有势力的造反派所邀请而已。有一天才旦卓玛来西安演出,地点在冶金建筑学院北区操场,那时候兴给学校名称冠个花名。比如西安市第六中学就起个东风六中;二十中就起个反帝二十中等。当时的冶金建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被学生造反派们起了个红透顶的名儿,直接叫了“红冶院”。
才旦卓玛来的那天刚过午后,来自西安市各个角落的市民们就把红冶院的操场给占领了。到临近演出前,操场已经爆满,几无插足之地。才旦卓玛是被红冶院疯狂的造反派们簇拥而来的,也正是那个夏日的夜晚里,让我第一次亲身领略了红歌之于人的魔咒般巨大力量。当才旦卓玛唱罢后来被认为是她的代表之作的《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后;当连夜用几十辆架子车从操场上运走了成百上千的鞋子的时候;当回想起那歌场上的人浪犹如波涛汹涌的时候,我真正意识到了艺术始于巫术学说的真谛。这当然是以后的思想,而那一刻,我们这些懵懂孩稚尚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呢。
我这里说到艺术的巫术动机(权且以为那也是一种艺术吧)就好像史前人类为狩猎成功而在黑暗洞穴的墙壁上刻画周身插着箭簇的兽类岩画一样,成功地表达出七亿八千万中国人是如何渴望共产胜利,以至到疯狂愚忠形态。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后来被称之为“红歌”的东西一定就是出自一些政治领袖用于蛊惑人心的咒语。就像有一首红歌里唱得一样: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红歌就是让人的精神得以事先胜利的愉悦表达。只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近半世纪来的中国社会里始终未衰,而且是被一代代政治执掌者乐此不疲地运用再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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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砸抢时期”显然是一历史概念。具体是指哪一年呢?由于文革历史在中国已被禁谈三十年,尤其是在1980年前后短暂的“伤痕文学”时代结束之后,这段所谓有辱党形象的中国共产史被正式舆论所限制,因此没有谁能再做权威论定(野史不算)。这里我只说我所经历的那个时期的印象。
1967年,全中国武斗正酣,打砸抢这件事情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也就甚嚣尘上。
保小对门的37中刚打死人,是一名老师(文革后经王友琴海外揭秘才得知受害者叫王冷)。死人带来的惊骇期并不很长,也就十几天,反倒给我们这些由13岁孩子组成的鹰击长空战斗队以一种意外激励:人都可以随便打死!砸点东西,抢点不是自己的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潜在暗示对于一些思想尚在发育中的孩子影响是轻易的。很多年以后,我们知道了“洗脑”这个词儿,才对此有所悟省:让你的大脑丧失独立意志,成为政治偏执的狂热追随。谓之“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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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绩伟病重时,林牧的儿子代表林牧家人去医院看望老人。
  林牧的儿子留短发,这叫胡老颇为迷惑,“你不是留长头发的吗?”林牧的儿子听了委屈,他的确从来没有留过长发。胡老是把我误以为林牧的儿子了,前些年我和林牧的女儿林蓁蓁同往胡老宅邸,是为《林牧口述》一书请胡绩伟作序。年逾九十的胡老误以为我们是林牧的一双儿女。
  胡老的女儿胡飞飞在电话里对我描述,胡老抱病卧床,提起你难免回忆说他年轻时也留着长发,颇见怀旧。
  我留长发是四十年前。那时候年轻气盛,看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抨击喇叭裤、长头发和跳迪斯科的年轻人就忿忿不平。我那时便留发为志,招摇市井,以示抗议。这一转眼年过六十,前些时还想着是否剃发,表现庄重,也免了装嫩嫌疑。可当年反对留发的家人却说真要剃了,倒也怪怪,好像不是你了。故至今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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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走后门儿之风在中共党史上是该大书特书的。
大概是在1978年,即四人帮倒台两年后此风盛行起。1976年,大批被打倒的特权阶层开始逐步恢复工作。国家大政则在“拨乱反正”、“聚精会神搞四化”。
由于经济工作的小范围入轨,个体人员的命运变迁也随之而来。升学,找工作,两城互调、被侵占房产物归原主,被抄私产归还,被扣发工资逐步返还,直至小到细微的官民关系疏通,人事交往交际的方方面面,都似乎和“走后门儿”发生了化学中和反应。一句话,无后门不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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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爱读书,那是很奢侈的说法,多少有吹牛嫌疑。但要说我很想读书,那是绝对的真实。就我这性格,缺什么就想什么,一生都在猎奇。
  我就想读书了。那年我住和平门外李家村,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有一天我对书产生极大好奇,之后,几乎天天要去那里,但是书店里没书。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书店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封面的一种书,您能说这还是书店吗?那时候书店里不许说“买”,要说“请”,因为那些个红书都是一人所写,他就是毛泽东。说“请”本书吧,却仍要收钱。这是一件让人脑筋很不好转弯的事情。
  我去书店还是有道理的,因为除了毛选,除了那种油墨氛围外,还有一本文学书吸引着我——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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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人太正经,用现在话说叫正能量,不是什么好词儿。有一次来了个正经,得罪了一大片。
  1979年9月,我创办的民间自由刊物《视野》到第五期出版时,约定的主要稿子一个未到。一气之下,我冲到李家村西藏办事处,找到我的那帮约好交稿的文友们,隔着门缝儿听,里面正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那时候正流行一种砖头块儿式的日本盒式录音机。我推门进去,一股子酒气喷薄而出,就是常在南郊醉酒当歌,指点江山的那帮子。当时还应有个常过往的叫王岐山,人深沉,爱谈哲学和政治,后来他叫唆人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我就偷偷笑了,没错,这个人你认识。葛岩混得好,从师王朝闻,是文革后王朝闻的开山弟子。现在定居国外。
  我把门甩上,急转身回家,收拾好家什,卷起其余的一捆约稿,留下一封公开信,大意是:我们是伸开的巴掌,经不住公安的一击的。我决定解散《视野》编辑部,但是我珍视大家的才华。所以我决定去北京,把这些稿件交由北岛的《今天》发表。我连夜买票去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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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剪毕纪录片《审判冀中星——刘晓原谈案》。
  该片记录了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幕后消息以及审判过程。素材来源完全是两段外行用手机所拍摄。其相关辅助视频素材则来自与互联网上无名氏。
  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在不能亲临现场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方式照样可以达到目的,这也得益于当前数码产品视频功能水品的提高。本片就是根据王荔蕻和刘强本用一只苹果手机和一只国产手机所拍摄素材完成的。两只手机分别完成了两段1.74G和1.82G体积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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