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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我在北京双井附近的一间小旅社里面见了来京上访的吴满有后人,孙子吴志名。并为他制作了录像。之后又撰写数篇文字,试图为其发声,这几篇文字分别是《吴满有"叛敌"之谜》《不给个说法算了,你把粮食还给我们!》。并且为他们制作了李锐关于吴满有事件的访谈视频(附后)。
  三年前,我骑单车走黄河,途径陕西靖边县时又专程访问了在靖边县城做小买卖的吴满有之孙吴志名。令我吃惊的是,此行定边考察沙漠水污染再次试图寻觅吴志名的时候,方知吴志名的小买卖因无法维系已经关张,如今一家人只剩老伴在靖边县里打临工外,儿子、女儿和吴志名自己都被迫分散陕北各地求学的求学,谋生的谋生,一年里很难家人团圆一次。
  我上QQ给吴志名的儿子留言并留电话,到夜半接到来电,说是大学毕业后考上了村官,现正在陕北某县某乡里当村长。说起吴满有的孙子吴志名就更不堪言。自打生意结束后,他就去了吴旗县的中石化油井上做临时工。我把电话打过去,说想见一见,想约在七八月份。吴志名说临时工的命运,朝不保夕,到七八月时再说吧,也许已经不在这里。
  夜里,风起,正是陕北多风季节。我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羊杂碎、两瓣蒜,独自了吃。
  2009年,在北京木樨地李锐先生的家里,吴志名信心满满地对李锐老人说:我们照了相(录像),找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报纸报道,还筹划建立吴满有纪念馆……李锐则说:要出一本书,汇集这些文章也好。我理解那意思是,这一世即使难能解决吴满有的“投敌变节”问题,也要有所痕迹留下,让后人去解……
  天很晚了,我才踽踽独行走回旅馆。想起六十年来,有多少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却最终不得结果,混沌着默默离世。活着的人越来越少,关心这些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不禁心寒!  
  中组部有个奇怪的也许不是规定的规定:历史问题倘若没有明证又存在争议,可以搁置,不做追究,先恢复工作。也就是这个看似合理,甚至言曰人道,治病救人的“规定”,使得多少跟着毛打天下的老干部到死前不解冤情,窝囊离世。相似的“规定”还有如:某某人原任某某某副部长(正部级待遇);某某某副局长(正局长待遇)……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在这个号称先进党的旗帜上分分明明地写着,代表人们的利益,是人民的公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却如何在死后待遇上要计较到如此分明,以至不顾措辞滑稽。有党内的朋友对此有过解释:那可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那可是政治待遇的严肃问题。有了政治解决,还用愁经济问题不解决吗?
  吴满有的儿子吴志名显然深谙党内此道。他之所以穷追不舍,多少年来为父亲平反冤案上下求索,想必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难免顾忌经济因素。这大概是他的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的爷爷吴满有当年却是因为先有了经济,为共产党捐送了100石小米、钱815元、公草1000斤、牛4头、羊40只,才获得了半生的政治荣耀。但是政治的不正确,却要将他前功尽弃,毁掉一生,到死后弄得尸骨无存。这个吴志名想过没有呢?
  我也因此理解李锐这样的耄耋老人的肺腑之言——这是没有希望的!
  后夜,我电话又打给吴志名,我说:你看来已经不抱希望,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你必须发声,子子孙孙要一直发声下去。
  我又想打电话给吴志名的儿子,吴满有的曾孙,如今的村官……想了想,我却没再去拨。他们亲热地叫我叔叔。而在我眼底,孩子们对曾祖父的冤屈似乎已经很淡。我因此没有勇气去和孩子们说道这半世纪前的事情……[写于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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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是夜,车至靖边,后北上。司机说:下车即可就地倒车往定边。下得车来,站包茂高速路边久等,不见车影。眼看天晚,只好搭车去县城落脚,明日再赶定边。
  夜宿旅社,上网读唐诗,见有与定边相关者一首,录下:
    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只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这是唐朝人氏张敬忠所做《边词》。查了查,得知神龙三年(707)前后,张敬忠出任监察御史赴五原边地时,留此诗。其中“五原”,即唐代盐州五原郡,正是古称定边一带。
  不禁慨叹,诗中所指“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想起今早起告别长安,驱车600余公里,沿途所见,果木花开纷纷,于土地的黄褐色里就有了多许粉白点映。可是我心底明白的是,此行定边二楼姬卷村却不是为什么花儿所引,实在是农民侯占利电话里的那一句焦虑唤我而来“张老师,水又淹过来啦,村里人想上访问呢,问问你我们该咋办……”
  姬卷村自今年冰水化解后就接近淹没,正是“河畔冰开日”,农民们已经给政府第N次递交“状纸”,却如今半月天气将过,政府依然悄无应声。农民们终于决定要采取行动了。他们说:是被逼无奈啊!
  说起姬卷村的事情,许多网友能详。在我长达四年的网文里一直在记述这座沙漠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其中一些人物也为网友所熟知。六十岁上老伴喝污染毒水而丧命的石生活石大伯;家被泛滥的毒水湖泡塌从此流落县城打工至今的侯树发;满怀抱负发誓改变村民现状远征北京参加NGO组织研讨希冀法律援助却最终一事无成的民选村长沙启发……
  姬卷村距离北京1200多公里,距离西安600多公里。2011年,我被迫因所谓茉莉花事离京,后住距离姬卷村稍显近些的西安城,也就有机会更多去想毛乌素沙漠里的事了。作为一名草根记录者,我对姬卷村的事情做到最大的也只是引起过李嘉诚慈善基金的过问,后来据说是因为姬卷村的事情属政府不作为,并非天灾,故李基金不便介入而告终。再后来有《南方都市报》的孙记者来过。之后在南都发布了《一个当了15年马桶的村庄》。再再后来,央视新闻调查、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芬兰电视台、德国电视一台等国内外新闻机构或采访,或有报道,或有过计划而最终丢下一个个不明原因不了了之……
  此行正逢“长安花落时”,又闻定边“河畔冰开日”,村民再遭水害而不知所措时,我,以及即将被我的报告所激励(希望如此)的外界将会以什么样的手段向这座毛乌素沙漠里的小村庄伸出援手呢?我在此留下毒誓——干起来再看!
  姬卷村的乡亲们,想念你们的老虎庙我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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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崔卫平来陕讲学刚过半程,我就不得不出发了,去陕北,去毛乌素沙漠,去二楼村。对崔老师此行有接无送,深表抱歉,好在有好人江展陪崔老师至终。27日,崔卫平参观过兵马俑后直接去了机场,返回北京。
  ……
  傍晚,车行六百余公里后落脚靖边。感冒愈发严重,除了昨夜猛上姜汤,钻被窝发汗,维C银翘片也加大了分量。
  10号那天,还是在甘肃时,就接到二楼村村民电话:结冰一个冬天的毒水湖这些天开始融化。最快的水头已经淹到距村百米的地方……这让我想起2008年1月底,我带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的首席记者麦迪文去访二楼村,村民们是在结冰的情况下试图凿冰取样送北京化验,冰厚未遂。如今又五年过去,年复一年,二楼村的污水侵害依旧未见改进。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大搞城镇化建设,党的工作主题风水轮回,只见楼盖了不少,车站码头升级了不少,百米大道成了中国乡镇的名片工程……但,无论是新农村,还是城镇化,都表面于人眼所见,底层农民的处境却不见根本改观。二楼村的事情就是一例。习李新政一再沿袭的城镇化策略,因未能有效政改乃至法制跟进,最终将毁在地方政府的拉大旗作虎皮,肆无忌惮地借机盘剥,套取利益,导致农民为如此畸形“城镇化”付出的牺牲实在巨大。如此城镇化,喊声越高,危险越大,以至可以说它正将中国一步步逼向悬崖。
  因为接待崔卫平,我行程延缓了两天,至于感冒问题,也只有路上乘大巴闷头大睡兴许会有缓解。
  希望今晚一觉,明起病愈好去二楼村…… 
[记于靖边县某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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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日,冉云飞来陕签售新著《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是一本表述不凡的谈关于父母与儿女间共同教育与接收教育的书。这在一些网友看似乎诧异:如何一个被人于网端戏称冉匪之人却能够柔情蜜意去做奶油一般温情之谈呢?网友的不解尚可理解。而在国捣来看这就极其不可思议了。因为他们接到通知,将对此人严加封锁,那意味着冉云飞在西安将不许签售!请记住,我在此言之凿凿写下如上,在这个国度就是有这么一帮政府职能们对文化恐惧之极,不惜违法,以至封人、封书、封读者!
  然而在我看来,冉云飞的谈教育并不奇怪。早在2010年,我赴成都录制“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系列演讲录,专程访问冉云飞时就已经见识了他那建立在顶楼晒台上的“个人档案库”。这些情景在“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第三十集里可以看到。在冉云飞一一展示那些放在书架上的,塞在柜顶上的,装载纸箱子里的和捆绑起一捆一捆的各种资料里,我注意到他一再提到教育。比如1949年前的成都女子中学课本、1949年后某个成都中学学生的花名册,以及一套套成系列的各个时期的中学课本等。也是在那次,我才知道了冉云飞除了他的文联工作的文艺属性,尚有他不为人所知的对于教育的关注。
  四号夜,冉云飞首次签售在西安万邦书店,签售前,在书店楼下饭馆进餐。楼上却传来消息:十多个国捣已经封锁签售现场。这消息丝毫没有引起混乱,恰相反,在之后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楼下饭馆竟然自发转换成签售第二现场。而原签售地点等待不及的读者竟然神通广大,不时有三三两两走下楼来在饭馆里要求签售。其中甚至有几位带着问题来的年轻家长和冉云飞现场请教起了子女教育问题。亦有年轻女子就心理问题当场请教云飞。甚至有四位远道山西河津市赶来专程要求签售的年轻读者,后来得知他们将于今夜暂居车站麦当劳,准备赶上24点后的返程列车……
  西安第二签售现场的互动热情丝毫不弱。直至两小时后结束。接着西安的网友们请冉云飞去南郊品尝烧烤。西安签售第一天虽未顺利,却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第二天的演讲大获成功。这就是下面大家将看到的纪录片。
  此行西安,由冉氏引发而创造的词汇至少有二:其一、签售改烤肉;其二、签售改“私签”。后一个是大家对那夜书店楼下饭馆里签售现场的生动描述。
  请欣赏纪录片《给你爱的人以自由——西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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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兰州街头还没来得及出现车流,我们乘坐的车子迂回接近了陈平福所在地范围。此行费尽周折,也只是为躲开国捣可能的跟踪。
  7号那天在刘家峡和永靖县国捣的遭遇战消息已在网端广泛传播。因为警察和国捣的默契,最终我们这些报警人被请到了派出所做笔录,而被报警者的国捣大队队长张维华却站在路边目视拉着我和瞿明学的警车开往刘家峡小川派出所。事情完全颠倒。
  此后几日,我居住的楼下以及我们行走之中总有三四辆黑车前后晃荡。我因此对盐锅峡化工厂的维权代表瞿明学说:到永靖县地面来,是要带武装滴。
  这也是我们前往陈平福老师家的路途何以如此周折的原因。因为陈平福虽是无罪释放,但毕竟还留了个“监视住宅”。陈老师对此没有过多思索,也许是他已经习惯,也知道警察分明只是不想认错,却并不担心陈老师真的就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执法者违法已成当然,公民永远被放在对立。而对陈平福来说,无端被“监视”,则是对知识分子尊严和人格的莫大侮辱!
  采访陈平福是我此行目的之一。在看了凤凰卫视2013年2月5日“冷暖人生”栏目播放的片子《街头卖艺的“颠覆者”》后,我想一定要让陈平福在我这个草根纪录片爱好者的镜头前说上两句。荣幸的是陈平福老师在电话里说对我早有耳闻。这更坚定了我亲往拜访并拍摄陈平福的念头。
  对于陈平福的故事令我不能忘怀由谢晋三十二年前执导的《牧马人》里的许灵均。许灵均因为右派罪名发配西北成牧马人,后与当地人情感勾连,至死不能离走。此片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以及大众电影百花奖等多项奖励。记得曾经的影评也囿于许灵均爱国而不愿舍弃这个他曾落难之地而放弃去国他乡继承父业……
  陈平福的遭遇和许灵均不同,但却有着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知识分子命运的共通之处。许灵均和陈平福是相隔三十年历史的两边人物。这期间,中国基本是在一个“稳定大于一切”和一个“拨乱反正”的治国之策下运行。三十年后的陈平福已经少了许灵均身上的愚忠,多了一些人类行为准则的追求。陈平福可以对着我的镜头说,代课的工资少,因此放弃而走上街头卖艺“养活了自己”。而许灵均在面临出国继承父业还是留在国内的选择时,他“不能离开祖国,这里有他的亲情、他的爱、他的根。”却不能辨清“祖国”以及祖国何以如此对他,从而亲情和祖国混淆不清。他无怨无悔,不去想这个祖国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牵扯他的唯一真实其实只剩亲情,但他不清。
  陈平福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令他真实了许多,而非许灵均的高调空怀。前者以一个知识人的身份街头卖艺也绝非艺术家的怪癖或者演艺者的生活体验。他是真实的需要金钱养活自己。所以当执法者蛮横阻挡和打压他的时候,他从不理解到愤怒,到对这个出了问题的社会的批评改造愿望都是这个时代所能造就的人格。而这绝非许灵均所能为之。
  一边在努力走向人格的真实,一边在努力改造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环境。这是三十年间两边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进步,就像陈平福所说“每一个人应该为社会进步做点工作。”但陈平福的遭遇却无情地告诉他“稳定大于一切”这个懦弱者发明的口号。但凡你有像一个人一样去发声了,那就小则“敏感”,大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所做“拨乱反正”吗?
  当然,陈平福有他的局限。这在他的采访最后所说“政府说要为我安排工作,我在等……目前还没有安排,但是我确信了……我已经写了一个承诺书……服从组织安排。他安排我到什么地方,我就到什么地方去。安排什么工作,我就把工作干好……”这也看得出陈平福的善良里夹杂着纯真的理想色彩。
  陈平福的批判尚拘泥于对文革的反思,这也是他的人生经历阶段。而对这个政体的批评也都改装在了这个批判之中。这是我们所不能强求陈老师的。陈老师个人不易,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易,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样的遭遇俯拾即是,在未来的道途上倘若原谅这些原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失误。
  我将从今天始,跟踪陈老师的博客。愿和这个阶层的中国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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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应甘肃省盐锅峡化工总厂维权代表邀请,我第五次赴该厂协助工作。中途先抵刘家峡镇小憩。当日即遭意外。
  江苏省网友顾志坚第一时间获知此消息,并对事件追踪报道。转载如下……
顾志坚致电甘肃永靖县委书记:确保老虎庙瞿明学人身安全
  今天上午十一点零三分,我接到甘肃瞿明学网友电话,他自报家门,嗨,我电话里存有你的名字呢。他略显慌张的说:我和老虎庙正在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两辆警车,一辆面包车正在围追我们。我们现在搞不懂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都认为应该报警。瞿明学叫我先不要写帖子,如果永靖县公安承认错误,礼遇他们,可以放过一马,彼此留一些空间。
  老虎庙,我曾经听福建的游精佑说过,可以说神交已久。他怎么从北京到甘肃的呢?他关注甘肃盐化厂的假改制已经四年,如今再来帮助职工维权。甘肃盐化厂原来是国有企业,2005年破产后,职工们从长远出发,用甘肃省政府下拨的4500万元职工安置费,以及土地,设备折价9500万占股百分之92.5与甘肃亚盛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亚盛公司,竟然依靠上级单位甘肃农垦集团,乾坤大挪转,霸占职工股,也就是抢夺民产。曾经被安置的1500多工人,800人被推向社会,留下的700人,虽然在岗,一个月只有1300-1400元工资,公司欠缴职工社会保险费3000万。
  甘肃盐化厂职工代表瞿明学带领职工上访,打官司,坚持不懈,已经七年了。他心里始终有个结解不开。你们政府要甩包袱的时候,进行国退民进,我们只能接受命运。我们职工互相抱团,把仅有的安置费投入生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却又盯上我们的活命钱,一纸批文成为国有资产,让几千名职工欲哭无泪。我告诉老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这么折腾到今天的。在这个国家,即使你是亿万富翁,难道真的有安全感吗?对比你自己的遭遇,你该理解那些移民的权贵了吧?
  瞿明学更不知道的是,你即使被抢劫,只要强盗是执政集团内部的,你也只能笑脸相送,不可以推三阻四,坏了大人的好事,他们怎么会善甘罢休?老虎庙来助阵?你以为老虎庙有三头六臂?每个省有武警总队,每个县有武警大队,你以为他们是吃素的?这不,老虎庙昨天到永靖县,今天早上下楼,就隐约感觉有人跟着。果然,当他们出发,一辆无牌照的面包车在老虎庙坐的车后面盯梢,两辆警车来回转悠。好的是,瞿明学和老虎庙分坐两辆车,面包车就在他们中间。老虎庙到了约定的农家饭店,上来吃饭,老板开始很热情,很快打招呼:对不起,我们店里今天接受卫生监察检查,不开业。老虎庙低头看下面,面包车停在饭店门口,瞿明学也赶到了,他在敲无证面包车的门,面包车挡风玻璃贴着膜,隐约能看到里面有两个人。他们就是不出来。
  110的车来了,面包车的门开了,里面一男一女,男的是永靖县国保大队张维华,他头正朝着天打电话。四十八九岁的人了,大概做官久了,威风挺大,他下了车,朝着瞿明学就是一阵咆哮:你为什么拍我的车门?瞿明学毫不客气:谁让你跟踪我们的?  你们公权乱用,无牌车犯了事,到哪里找你们?你们这样维稳,迟早要把社会维乱了。110警察笑脸对待自家人,也不带张维华到派出所询问,直接就把老虎庙和瞿明学带到刘家峡小川派出所。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报警被跟踪,人赃俱获,做贼的没事,抓贼的却必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想想这是中国大陆, 瞿明学,你还有什么好叹息的呢?
  瞿明学,老虎庙在小川派出所留置的时候,我打了电话给甘肃省永靖县县委商书记,我实话实说我叫顾志坚,江苏苏州人,没说自己卖茶叶,他肯定看到我的电话13815201367.只说关注瞿明学和北京来的老虎庙被跟踪,现在派出所,请关注。商书记说他在兰州开会,我强调确保瞿明学,老虎庙两人人身安全,商书记表示,没事的,应该就是谈谈问问情况。我又给甘肃省永靖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曾祥林打了电话,也强调第一,要保护两个勇士的人身安全,第二,依法办事,第三,不希望把事情搞大,兰州市长袁占亭对举报人周禄宝的做法不可效仿。曾局长的普通话透着浓浓的甘肃乡音,不过,还是听到了他积极的回应。顾志坚在此谢谢商书记,曾局长。
  过了一会,接到老虎庙的电话,他们已经出来了。安全无事就好,我很高兴。老虎庙只想专心的做事,不希望受到永靖公安的骚扰,希望我写的委婉点。瞿明学对国宝大队长张维华怒气未消,我们要一个说法多难,你不帮忙还盯梢阻挠别人千里迢迢来帮忙,做人也不能这样缺德呀。不过,他对永靖县公安局副局长何军福表示满意,接到他的电话,何副局长说已经按照曾局长的指示,派人来派出所接他们出来了。否则,他们可能在派出所待的时间还要长。
  我的鼻子突然发酸。瞿明学带领职工上访,打官司,全部是自费,花费30多万元,为全厂职工要回2500万拖欠工资,他本应理直气壮办事,到那里都应该受到尊重呀。可是,他一方面反抗,另一方面还要尽量获得官员的理解和默许。在夹缝中生存,很难呀。我想到了自己,经常写帖子,很多人把我当会写好文章,帮他们伸冤的人。找我的人很多,事情也大同小异,我无法帮每一个人都写帖子,却也让一些人失望,心中甚至对我怨恨。最近,我在思考,帮人维权,如果不与公民意识结合,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免费帮手,他们得到利益,又觉得社会与自己无关,对社会进步并无多少益处。当务之急,还是要启迪民智。名声是一种负担,我还是要珍视内心的自由。我要始终记得我是平凡人,问心无愧就好。可是,凡是帮别人说话,关心社会进步,反抗暴政的人遇到难处,我绝不会袖手旁观。我衷心期待瞿明学,老虎庙等人平安,走的更顺畅。我会始终关注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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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谌洪果又要站着读书了。这次他是去给刚刚举行过开学典礼的小学生们讲宪法。据说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最近在一次“建设法治陕西工作座谈会”上有说“大中小学生在开学第一天学习《宪法》、《民法》和《刑法》等基本法律,使之成为新生教育必修课。”
  谌洪果刚刚经历了因为在大学里办读书会而横遭省政法委头头阻挠的事件,赵正永则是刚刚上任的新一届欲行新政的省委书记。这让我很难吃透他们之间又如何有此“契合”……
  我决定看看再说,同时我会做全程录像。
  下面是这次给小学生讲宪法的全过程录像。原本不想对此多做费神的我,忽然有强烈愿望想把谌洪果的这次演讲做成一个纪录片式的东西。就好像我已经做过的他的许多个在大学里演讲的小片一样。因为我看到了它其中蕴含着的更胜于大学讲学的不可低估的一面。我相信这一定是谌洪果大学教书生涯里的第一次,即使是在中国也算得上少有。
  由此我也想到一个问题。作为惯常意义上的省委书记,他的“宪法”概念又会是什么呢?他之所说大中小学生“学习《宪法》、《民法》和《刑法》等基本法律”会不会也是惯常所做党的理解呢?因为一直以来,党也在讲人权,也在讲法制,也在讲……但是他们的所讲全然“另辟蹊径”,基本不具普世意义。
  说起谌洪果的讲宪法,其内容则不难理解了。那是学者的讲,是遵循人类文明进程和规律对法的诠释而诠释。和我听到的无数次他的讲不有冲突。只是他现在面对的是小学生。他必须训练自己如何对小学生讲话,如何化深度为简明易懂。这种训练显然须待提高。正像谌洪果所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我想对谌洪果说:“讲的很好,但也有刹不住的时候,因为你毕竟习惯了大学讲坛,而非小学。”也因此在剪辑下面的片子的时候,特意保留了第三十几分钟前后,小学生们开始出现哈欠连天的场面。我相信谌洪果会和我同样认为:我们不是政治宣传部,对待场面上的不好看我们须待改进。这恰恰是公民民主实践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做粉饰。
  我因此希望,作为省委书记赵正永的宪法理解亦是具有普世理解,而非某种政治特色。对待新任,我们有理由期待其间官员个人的表现“另辟蹊径”。
  “讲的太好了,有许多让我们得到启发的东西。值得一听。”在场的老师们是成年人,他们对我如是说。我想谌洪果心底想的则一定是要让小学生们也说太好了才好。
  我期待谌洪果教授的再一次演讲,对小学生们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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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界上,“说谎”本是很娱乐的一件事情。比如美国民间的说谎家组织,便是划归“俱乐部”范畴内的。说谎甚或可做幽默理解,充其量可以认为它是幽默里较之极端的一个分支。但是当社会充斥人与人之间欺诈,弥漫着人人之间的不信任的情况下,说谎就的确可能形成对于他人的侵害。我因此想到在中国这个社会中不可能诞生如此俱乐部的。而美国的这个民间说谎家俱乐部却是可堂而皇之地存在的,这着实需要我们去思索思索。
  其实美国的说话家俱乐部是具有一定批判精神的,也就是这种批判才保障了它的谎言式幽默的存在合理。该俱乐部章程规定“凡政客是不可以加入该组织的。”解释这个不准许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因为政治家是职业说谎人。”这就好比体育比赛里的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的行止有着天壤之别同样道理。他们之间当然可以相互拒绝。
  西方的愚人节亦有同上类似道理。
  让我们试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里,什么人的说谎最具破坏?
  我的回答是:第一“职业政客”;其二那就是制造假新闻的人了。这个“假新闻”除了公然谎言外,它更细微到资讯的不确定性,数据的偏差等。可以说新闻的制假更具精致,因此更具欺骗。
  我们开不了方子去诊断和完全杜绝职业政治家的欺骗和新闻人的假新闻骗局。我至少对此不抱乐观。在协助冤民维权的过程中,我就时常遭遇这个困惑。
  有一次搜狐新闻栏采访我,问起我是如何解决信息来源中的一面之词。之前没有问起过我这样的问题。但我对此早有过思索,那种思索的痛苦以至类乎于对自己的拷问。因为在常理上讲,一面之词根本就是新闻大忌。老实说,这个问题至今在我未能解决。后来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对搜狐做如下答复:当我得知冤民情况的第一时间起,当我确定对方的案情具有初步的真实性后,我便在同一时间变身冤民,我将与他同在起跑线,我只是冤民的传声,冤民的喇叭,或者代言。至于事件的准确描述那在于法律以及政府对其真实性的甄别。因此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公民记者,尽管外界有如此说辞。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对新闻事件的调查权利同样于言论自由的权利行使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对公民报道者。有时候蛮横的采访对象甚至以“记者证”和“所就职传媒单位是谁管辖”一类问题来做挡箭牌。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华盛顿邮报》政治编辑Steven
Ginsberg参加了米歇尔巴赫曼在爱荷华州一次充满虚假欣喜的演讲后,萌发了发明一种类似于测谎的软件,甚至这个叫做“Truth
Teller(说真话的人)”的软件原型已经开始进入实验阶段。“它可以在演讲时,通过将音频转化为文字,并与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对比,从而验证事实。如果演讲者在撒谎,软件可以立即以广告或其它形式展示言论的真实性。”“这里有一个例子,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对税制改革的讲话。当他宣称加税会扼杀就业机会时,屏幕中会弹出红色加粗的“假(False)”。”
  根据发明人的构想,假如人人手机里都安装有这款软件的话,“这种改变不只是对一场演讲,所有的政治对话都将被改变……”
  就目前看到的消息分析,这款软件还仅限于演讲(音频),“由音频转换为文字”后进行“批判性检查和处理”。不知道这种测谎会不会有一天出现在直接的文字处理中。我想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它将更适用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报表,尤其适用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统计中。还有,就是政府工作报告等等。不过就该软件现在所能提供的服务功效来看,处理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音频是绝对绰绰有余的了。
  不过我也相信,对待背着牛头不认脏的类乎于流氓脾气的国家,以及对真实信息源会做有效控制而使得该款软件连检测源都成为虚假的国家,软件仍然不能具备优势。这的确是很令人悲观的一件事。就好像,污染源已经涉及深度地下水。用来比照的信息源其本身发生了毒素式的基因转变!
  关于这款软件的较详尽描述,请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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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和小区门房老头聊天,说起境外势力这个词儿。老头说:什么呀?不就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嘛”。我知道那是毛泽东老三篇里的一句介绍白求恩大夫的话。中国的事情外国人不少介入,无论是共产革命,还是现在的北京政治。但是这个词语用到最是精妙处的,还是在当前,在一些人嘴里顺嘴秃噜,直接疑似脑残。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以无数个小故事来为您洗清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奉献点滴却被无端污化的故事……
【日本】
  2008年秋天,一位日本姑娘找上门来。她对我说:“流民现象是世界性的话题,在哪个国家都有存在……”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日本姑娘在他的国家一直致力于流民问题研究,并且付诸于实际救助行动。当她听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公民救助活动做得有声有色时,就专程赶来北京“取经”。那些天,日本姑娘就随着我们的行动而行动。由于我们的救助人员里没有懂得日文的人,姑娘就只好凭眼、凭直觉,去观察,去感受和猜测她眼前看到的一切。
  正值北京举办奥运前,我们的行动多少有所减少,即使行使工作,也都收得紧点儿。姑娘对此似有不解。我对她解释:相信在你们国家的救助工作会和我们有所区别。她说当然。但当我说出在中国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政府的干涉时,姑娘表示不能理解。她说:在我们国家政府是会庆幸有公民组织参与这种社会公益工作的。并且他们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我知道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试做什么解释的话,就好比对牛弹琴。我如果告诉她这些天我们正被派出所找麻烦,派出所说我们为天安门解了忧排了难,却把流民圈到了他们所辖地(北京南小街),岂不是把麻烦转移到了他们的辖区;把流民集中到了这里,流民们鸡鸣狗盗的,让他们辖区社会治安如何保障……这个听起来十足不人道,日本姑娘听得懂么?
  后来我就懒得给她解释,解释也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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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福建省福清市纪委办公室楼内发生的那一次“包裹”爆炸案中死亡的唯一人是司机吴章雄。而这一天是星期日,吴章雄正在休假。他是在接到纪委副书记林惠泉的BB机传呼后应允去的纪委。吴章雄在办公楼道里看到了门前地上放着的那件包裹,当他去拿包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
  吴章雄的妻子王慧珠在2010年7月31日的“申诉书”里写道“第二天,2001年6月25日在福清医院太平间我大哭时,突然林惠全用手招我过去,偷偷对我说:‘如果今天省厅有人下来问你惠珠,谁叫吴章雄进来单位上班,你就说不知道是哪个叫的,更不要说章雄以前跟谁有纠纷过,你都要说不知道。’当时我头晕脑胀,混乱中也一时不觉,太相信林惠全(泉)说的一片谎言。”
  在纪委爆炸案发生后,无辜被冤的吴昌龙的胞姐吴华英放弃了生意,历经12年南北奔波寻求洗冤无果,却在2009年5月15日一次赴省检察院信访部上访时意外碰面也来上访的死者妻子王慧珠。原来在历经短暂地安慰——所谓纪委案凶手被捕案件被侦破——之后,清醒了的王慧珠不难发现案发前后的种种疑窦。尤其是在案件整个侦破进程中,纪委副书记这个最主要出演人物竟然没有任何侦查记录,主要演员彻底隐身……等等,在下图附录的王慧珠“申诉书”中有详细记录。
  吴华英和王慧珠在省检察院信访部门前的一场邂逅叫两人情何以堪!二女似乎心底都明白点什么,但又不能说透。以至她们在检察院信访部里的一段对话叫我们看起来竟如此地荒诞不经(这段录音在我手中,下面根据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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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上旬,我从西宁出发,骑单车长途跋涉,向东。
  25日,我行进至一处看模样像是镇子的地方。看看天晚,我开始寻找栖泊之处,却意外发现这里根本没有旅社,那一刻,我不禁悲从心起。我不知道在这深山,在这陌生地的暗夜,下面将会发生什么……
  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去了镇上唯一没有打烊的一家饭铺。
  也许我穿着怪异,其实很平常。为使自己能够迅速融入任何地方的民众之中,我努力让自己穿得低调一些,甚至坚持不带骑行帽,不穿颜色亮眼的冲锋衣。但我仍然没能逃过这座小镇上的人的眼神儿。我明白了,任何一个异地来人都一定会使这个镇子发生小小波动,因为它实在太过小型,太过闭塞。
  我在饭铺里喝酒,这是迅速化解骑行疲劳的唯一办法。店家炒菜味道还行,只是价格显然有诈。这个我认了,我还想从老板嘴里打听到可供居住的私人去处呢。
  电话这时候打来了,是盐化厂的维权领袖瞿明学。
  在北京的时候,瞿明学就三番五次和我联系。我并不知晓他是谁,他为什么执意和我联系。我只知道他所在一家国营大型企业摊上了麻烦……
  我对电话里的瞿明学说,我大概距离你们那里还有一天路程吧,这个我其实吃不准。没想到瞿明学大喊起来,你就在我们跟前啊!接下来瞿明学执意要派车来接,他让我耐心等待,据说这段路程不过15华里左右。
  此行我的“万里黄河溯源行”是为考察“城市与乡村以及其间之人”。瞿明学兴奋地说,正好经过我们这儿呀!我在北京精心查看地图,确定老瞿所说没错。因为是骑行,我丝毫不敢贸然应诺邀请,因为那往往一岔出去就是百里百十里。
  我是如此开始介入老瞿他们的维权事业的。一座在中国数得上规模的国企;一个有数千名职工却因改制破产而流落社会的大厂;一个被贪腐分子趁机钻营而不顾工人生死存亡的后国家工厂;一个在短短八年并不算太长的日子里演出着资产流失,金融舞弊,监守自盗的起伏跌宕,并且至今横行霸王戏的地方。
  老瞿亲自驱车夜行,沿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黄河故道赶来小镇,七手八脚把我迎进一辆小面包。然后叫一位工人骑着我的宝驴跟在车后,我们连夜进入了甘肃永靖县盐锅峡……
  转眼三年,无论我是在北京,还是在西安,我和瞿明学以及甘肃盐锅峡化工总厂的工人们总是保持着牢固的联系。并且又数次由北京前往盐化。这期间,老瞿他们的维权事业从未停歇,这是我亲眼所见,并且在我的摄像机里留下了他们大量的影像。
  癸巳年春节前夕,我在想,盐化厂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迎接盐化人眼里的春天呢?下面是瞿明学应邀所做的拜年小片子,现特别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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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夜,摄制组把人员精简到最少。原本就我一人,临时叫来了赖杜,是考虑到深夜设备的安全,说白了,赖杜充当灯光和保镖。而减员是为了不干扰高流恩和家人的年夜生活。
  第一次素材里有了高的儿子和儿媳妇。看得出小夫妻俩很恩爱,举手投足,言谈交互,无不透出甜蜜。儿子说“我三十上才结婚,懂得珍惜。”儿子拿出白酒,酒名叫“铁道兵”,名儿有点怪异,不像酒名。但酒后边有故事,有很多的三线学生愿意讲这个故事。儿子说起回到城里工作的艰辛,听起来很像搬运一类,虽然做得是后勤管理,搬运也只是参加工作初期的情形。儿子是很努力的,他知道若想要在这座城市扎根儿这就必须!
  “其实和你们三线一样!”儿子说。
  儿媳妇就很贤惠了。在屋里忙前忙后洒扫庭除。摄制组跟拍已有时日,直到今天才拍到了晚辈儿们,足见日常忙碌。儿媳妇很漂亮,在花絮里可以看到,我特意给了几个特写,高流恩知足吧,这在之前很难想到……
  流恩的老伴担当年夜厨娘,这在这个小小普通的底层家庭里并不见怪。厨娘端上饺子的时候,就有了儿子的一声“谢谢妈!”
  年夜饭菜很简单,甚至没有绿色,不知是忘了还是另有原因。后来有人看素材感慨“现在买得起肉也买不起菜。”也许是长期简单生活,不讲品质,绿色就难免疏忽。切瓣儿的松花蛋、肉皮冻、最昂贵的是一盘酱牛肉。儿子给父清斟酒,是“铁道兵”。事先高流恩说起过这酒,并且说不打算喝掉,想珍藏。儿子则破了瓶,很痛快地。我在镜头后心底一颤,高流恩则似乎不看见,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高流恩也溺爱儿子。
  老伴包的饺子很有模样,馅儿用的是韭菜,加之香油、加之肥肥的大肉,搅拌出韭菜的蹿香。儿媳妇说“我妈拌馅儿最好吃。”
  年夜饭上的高点不在春晚,而在孙子。因此孙子就成为镜头里的主角儿。
  去城墙根儿上给先人烧纸钱,我对高流恩说“有孙子的时候,家里就什么也没有了。”高流恩想了想才明白过来,笑笑,不言语,在暗暗的路灯下,脸庞流溢着幸福。
  今儿是除夕,癸巳年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分水界,过了今夜,二万五千八百名曾经做过毛则冻的少年劳工的孩子们就或先或后地进入了花甲。因此年后就有了跟拍高流恩去大荔县办理退休手续全过程的故事。
  《在历史这边》摄制组跟了一个人,一批人的人生后半截儿。过去的就只好过去,没有镜头,只有世说。到此也算是对片名儿“在历史这边”的最高诠释。
  还得跟拍高流恩的家中起居,现在还只是开始。好在高以及老伴,儿子儿媳儿都很配合,对于镜头的陌生感也渐渐褪去。
  拍了部工作花絮,其实不亚于小片。在您观看的时候,也许会有这么点儿感觉:一家人攒起来过活,平静地,团结地,恩爱地。问起老伴“流恩平时都爱干些啥?”老伴儿说:“流恩就爱捡他那些瓶瓶儿。”问起儿子,也丝毫没有对父亲所做事情的歧视。
  年夜里,我记录了一个人进入花甲年岁之前的那情形,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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