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最近做了一部27分钟的片子，起了个名儿《老兵-原子弹》，名儿起得是不是很恶煞？不过并没有标题党的意思。
　　影片记录的人群是一帮为中国制造原子弹寻找铀矿的人。也就是他们的努力为中国核工业找到了第一个铀矿。这些人本属央企，亦是事业单位。最底层的工人都是高级技工。在之后的国际限核背景下，他们转型做民品。再后来迁徙到甘肃省武威市。再后来他们的央企身份又变为属地管理，中央财政到达甘肃省，由甘肃省管理这笔钱，而对于这些已经五六十开外的老人来说这笔钱可就是养老保命钱了。
　　噩运来了，在当前的大好形式下，有人盯上了这笔“飞来横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请观看片子）

　　1987年，父亲复职后走马上任林业部第九个年头，遭遇了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事件。仅那一次火灾就损失了相当于苏格兰国土面积大小共1800万英亩的森林，甚至还波及苏联境内的1200万英亩森林。大火燃烧连续一月，若不是一场大范围的林地降雨，想灭火几乎无望。据事后统计，因火灾死伤接近五百人。直接以及波及损失价值总数达到200亿之多。
　　与火灾同期有三个背景需要先说道说道：

　　第一、火灾发生的时候，父亲母亲已经离开北京大半年。适逢身为副主席，后又于1987年一月升任中共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其主抓工作之一就是干部知识化和年轻化。父亲因年岁过线（65岁为界）受到赵紫阳亲点而告老还乡。并且已经回到了西安。
　　其二、1986年前后，邓小平于“退休”前数次返乡探亲，其中有几次途径西安，公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携孙女露面传媒的镜头。

　　1977年的某一天，西安钟楼惊现一条大标语：强烈要求陕西省革委会解决仍旧关在杨悟干校的12名部级干部。
　　那一年文革已经结束。向以西安政治风向标著称的钟楼在经历了十年文革风雨后，已经被刷洗一新。多日不见的大字报的重新出现，且是如此高层内容，着实令西安人吃惊不小。适逢文革后，老干部纷纷被“解放”返回工作岗位。老干部的解放成为文革结束的重要标志之一。

　　大字报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刘安全（有说西光厂人）贴的。此人情况不详，或许我说错，一直印象中是个政治狂人。
　　不久，那“12名部级干部”被从杨悟干校“解放”，能记起的有李启明、赵守一、陈旭、黎启阳，还有我家老爷子。其中陈旭和黎启阳后来都被安排在甘肃省当了省长。赵守一则被安排在建国路平绒厂挂职劳动，我家老爷子被安排在草滩农场挂职，实际上就是每天散步、喝羊奶，谁也不会用你，赋闲下来。

　　1953年，我出生在西安城里西门附近一个叫做甜水井的地方。之前，党要求父亲做出选择：一、进藏（那里“问题”尚未解决）；二、转业地方投入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父亲恋家，恋乡，这个我以前说过，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革命家，他很不理解革命成功后还打什么仗？
　　父亲母亲带着分别出生于1947年和1949年的哥哥姐姐辗转由兰州到了西安。驻扎在陕西省公安厅，也就是现在省长办公的地方，叫黄楼（现省政府大楼北侧）。此后，父亲告别了公安系统，转入煤炭行业工作。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五个月后我出生在西安城内的甜水井。五岁前后，我很喜欢父亲打开家里的一口棕箱子，喜欢看那里面压箱底儿的几只黑孝。母亲说那是给斯大林戴的。一个外国人死了，全中国的人为他的死披麻戴孝，这是什么精神？这或许就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精神！20几年后，中国人又集体给毛泽东戴了一回孝。在中国的丧葬礼俗中五服内最亲的老人死了，子孙是要披麻戴孝的。孝男穿戴麻衣草帽曰“披麻戴孝”；孝女，包括媳妇则身罩粗麻布。一个苏联人，一个湖南人，八竿子打不着的，六亿中国人就这么给忽悠着……
　　陕西北部盛产煤炭，转业经济建设后父亲就做起了煤炭，当然不是倒煤了，是党开办了一间培养煤炭工业人才的学校：煤矿学校（简称煤校）。煤校的地址就是位于大雁塔附近考古研究所南对面，现在那里是长安大学。创办煤校是父亲和苏联人一起干的。开学后，每年招生是由父亲亲笔署名刷写的大幅招生广告，这种广告很像公安局的杀人布告。落款盖着父亲特制的大号篆字印章，然后贴上西安市的大街小巷。到1955年时，我还用这种贴剩的广告纸叠“包子”（一种小游戏用具）玩过。

　　过大同，走左云、右玉，抵内蒙古清水河界，小憩。
　　清水河坐落在山谷底部。白天里从山头上下来滑行十多里，遭遇雷暴。一时间，雷电鸣闪全在腿间穿梭，秃山上不见一棵小树，避雨毫无指望，我就成了山头唯一突兀物。想起中学课本里有招雷击的说法，顿时惊慌。暴雨刚停又落下核桃大的雹子，砸在头上生疼。我掉下车来趴在地上，将单车压在身上聊以抵御，雹子就砸在辐条上，钢梁上咣咣山响……
　　之前天还不这样，傍晚时分天气尚好，刚过晋蒙界长城关隘，在一个叫做韭菜沟的地方歇息。韭菜沟像是古驿站，稀稀拉拉几户人家。一家修车，两家售卖饭食，有酒有肉。我就在看起来还算人气的一家里坐下。店家切了三两卤牛肉，使黑漆盘子端上半瓶“闷倒驴”，因为我说过内蒙就有了点寒气。

　　我看来看轻了那位“看起来文质彬彬，但却脸上透着凶气的20来岁的小伙子”。后来得知那小伙子人虽年轻，却“管理手段”远比他爸爸凶狠。原来他是江苏籍，和老爸一起来山西发财，跟着大老板打下手承包了这家私矿。听起来是承包，但却是二手转包，所谓大老板在山西没有几个，但却掌握着山西的大部分煤脉。媒体上和网络上被动辄指责“黑心煤窑老板”的人是介于大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这些个二老板工头而已。他们为大老板代言和代打理煤矿，却也和大老板有协议在先。须得完成产量指标和安全指标两项，才可以拿到自己的应得。否则到年底一算，卷铺盖滚蛋的也不少，连承包风险金有的都拿不回来。这里面尤其是后者一项“安全死亡指标”，听起来瘆人。但却是山西的公然规则，既年内死亡超过三人就得关张。在大老板来看关的是一家煤窑，在这些二老板来说则是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正因为如此，我在山西所见的“黑心煤窑老板”关心工人生命安全竟然比工人自己更甚。

　　就说那种拉煤炭的柴油机车吧，安不安防爆水箱成了煤窑老板的操心，二老板几次三番地催促，工人被催紧了就装上，检查团一走，老板一转脸儿就又拆掉。虽说二老板的本意不在工人安全不安全，但对工人来说至少不算坏事啊。我替所谓的“黑煤窑老板”说这几句偏向话，并非是替他们开脱责任。其实更想说道的是高高在上，压着大老板和二老板的政府官员以及其推行的潜规则……
　　就说眼前这个凶神恶煞般的面孔吧，他竟敢肆无忌惮掠去我的眼镜，“这是什么？我怎么就不认识它呢。”我抑制着自己决不能轻举妄动。而在那一刻我并不能够知晓他们身后的事情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我只想，这就是央视乃至大大小小无数个官媒无数次地指责过的黑煤窑老板吧。
　　“他们给你多少钱呢？”他与其说在问我，不如说是对我的行为正在表示出强烈地轻蔑。我说没有谁给我钱。他又怎么能够相信呢？我们的眼睛在相互对视，僵持中。“你不说，那我说，我给你五百行吗？我的意思是我给你发伍佰元，你立刻从这里给我滚出去，否则……”
　　我不得不离开了那家煤窑。走上地面，又走出几里。煤窑二老板的儿子派来监视我的人这才撤走。找到109国道后，小马让我沿着国道向云冈方向先走，他则返回矿上去找我们埋在树下的相机。我独自心情沉重地沿着国道走回了云冈石窟附近的老马家。当夜，老马叫媳妇炒了一盘豆芽菜，又去街上割了半斤熟头肉，说是为我压惊。说实话，出行来这是第一次遭遇类似来自黑社会的打击。我的心情在之后几天里一直未能平复，直到告别云冈，告别老马和小马一家，走上继续西进的路途。

　　2007年8月，我在山西云冈一带矿区听到一个最令人震撼的故事；看到一件最让人惊奇的事情和一个真相。这些事情在北京城里是不会知道的。
　　在我到来之前一年，这里一间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死亡工人愈百。由于处理死难者后事不力，一再拖延，导致矿工家属三百多人从外乡赶赴云冈聚集。所谓外乡人又多是川籍。此行一是长途劳顿，二是同为乡亲易抱团，到矿后见政府处理后事迟缓，加之来晋期间日常生活费用令难属囊中日见拮据，又迟迟不见政府出面安抚，最终导致三百多川民暴动。他们堵了109国道向政府讨要说法。接下，又有性子暴烈者开始劫路无辜，以泄其愤。虽是个别，却也令云冈地区方圆地面笼罩起恐怖气氛。结果是，政府从大同调动武装警察实施镇压，抓捕难属难以数计。我到云岗时，事件以及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刚刚平息不久。此其震撼故事一。

　　令人惊奇的事情则是遍布矿区的白事代办机构，以及售卖白事用品的商铺竟然在矿区街道比肩林立，其门市虽说不是人来熙往，门庭若市，却也颇见产业规模之兴盛。
　　以上尚属表面所见，和身处北京从官方媒体所报所闻比起来不过仍在事件内幕外沿。我此行便是要探秘真实，找出其间真相。

　　2007年，是一个矿难频发的年头。其实这个说法有问题，事实上矿难从未止过，只是博客时代让这些资讯的曝光速度加快，透明度增大。在出行前的“策划书”里，我特意把对山西矿区的考察列为了重点。
　　八月初，我骑单车进入大同矿区。云冈石窟，这个我自小耳熟能详的地方事实上已经成了空中楼阁，因为采煤，它的地下被掏得千疮百孔。而上头的禁止开采令姗姗来迟。
　　虽是第一次来云冈，我却无心观光。在对和云冈石窟仅一墙之隔的矿区家属居住区仔细观察一番后，我选择在一家矿工家属开办的家庭旅社住下。旅馆主人姓马，五十出头，离矿二十多年，并非退休，而是害怕，干矿工的越干越怕，但凡有点路子的趁早不干为是。这几年，为了生存，老马却又去了私人煤窑里干了起来。老马的挑担（连襟）也在私窑里干，做安全员。工人在掌子面，他在后头观察窑内险情，拿根竹竿这儿捅捅那捅捅，必要的时候喊撤退，这些是他的事情，工资不比撅屁股挖煤的矿工低。高多少，差多少？老马挑担却不对我说，“你问这干啥？”

　　2007年2月，我决定骑单车考察农村。遂与多家门户网站会商，希望得到理解和资助。最终有一家BSP（BlogBus博客大巴）和一家门户网站（搜狐）向我摇动了橄榄枝。
　　2007年7月31日，我在博客上公布了此行田野考察策划书《思想者之旅策划书》。就像我为企业做产品营销策划一样，有纲有领，所以引起网友的极大兴趣。搜狐为此特别发布消息《名博老虎庙万里走单骑博客进入草根报道史》。
　　所谓资助，BlogBus是因为和老板窦毅关系不错，我的那篇号称中国博客里程碑式的文章“王府井惊现杀人”就是在他那里首发的。他无偿资助我6000元，曰“纯属私人作为”，只是此行见闻若能成书的话惦记点BlogBus，我说明白。和搜狐的合作则复杂得多。搜狐对此事非常认真，和我具体会商的是博客总监赵牧和漂亮的“黑眼睛幸知”。幸知告诉我搜狐准备将消息推至首页，专此开设老虎庙专栏。那是由我的大头帖和简略几字儿组成的半个火柴盒大小的一片页面。在搜狐总页上有这么个地方令我受宠若惊。搜狐还为此成立了班子，每时每刻跟踪于我。
　　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搜狐没有拉到赞助。而在搜狐一个栏目组的策划行为尚不够张朝阳亲自审批。赵牧说倒是有一些户外用品商愿意赞助，但要求打他们的旗，穿他们的衣。对此我表示理解，但不可能去做。因为我此行绝非商业，不想有半点商业色彩。

1977年，父亲受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安排，赴京上任。最初三年，他几乎全泡在森林里，这大概是他在文革后重新被党重用表现出的共党式忠诚吧。当时他和王任重主抓三北防护林建设。虽然身居要职，但在我眼里他仍然是个土八路，农民本色不改。这也是大批只管埋头拉车不看前进风向的职能干部之所以被重用，晚年却又颇显失意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辛苦被政客所掌股，感觉比窦娥还冤。

父亲离休一年后，每年利用三个月的带职巡查机会去各地考察。这一天计划往陕西的汉中。之前由西安出发，由陕西省林业局派人陪同。我的两个妹妹听说去汉中，就想随行看看。他们乘坐三辆轿车从西安出发，过宝鸡，走双石铺，经张良庙上褒斜栈道，在即将接近汉中平原时，车里人因山路劳顿而昏昏欲睡。忽听前方山谷里传来刺耳警笛，司机赶紧停车避让。对面驶来十余辆警车，在驶过父亲的车子时前前后后停了下来。母亲回忆说是汉中方面来迎接的。她见父亲半晌不吭气，就说：“该下去见见。”

父亲则开口道：“见什么？”话毕，依旧坐着不动。后来见母亲催得急了，老爷子就走下车去，走进悬崖的大石背后。

母亲说，可能是方便去，就和汉中方面来人搭起话来。汉中政府来人一为迎接，二是请X长换个小车，舒展舒展肢体以休息。

母亲向父亲转告了来人意思，没想到换来的是父亲开口一通大骂。我后来问母亲是怎么骂的，骂了些啥？

　　1947年，共产党打下了马步芳。那时候母亲刚生下大哥，正坐月子。有一天警卫员失急忙火地跑来对正在练字的父亲喊：“都分完了，你还在这儿悠闲！”原来马步芳官邸正在被抄。父亲这才随警卫员去了。马步芳官邸大院里的财物堆成了山，父亲的部下翻翻拣拣，不时大呼小叫……我父亲当即重申了纪律：一切缴公。士兵们有所收敛，不再敢随便翻拣。警卫则对父亲说：“字画大概不算财，你又懂，不妨拣几幅。”后来父亲就有了四幅水墨图……

　　上面这段旧事是我15岁时，天天代父亲给造反派写认罪书时所获知。那时候我家已经被造反派抄了好几个来回，所谓财产已是所剩无几，反革命证据更是无稽之谈。但是母亲仍表现得谨小慎微。那年代住楼的人多是烧煤球和自制的砖煤，故家家都在屋里垒砌灶台，因为还没有商品馒头可买，用灶火烧煤砖，烧无烟煤面儿蒸馒头成为居家过日子的基本技能。每每阴历大年前半月起，家家厨房里就此起彼伏地响起一片拉风箱的啪嗒声。烧煤沫煤砖固然强劲，但会过日子的中国人还是要找来些柴柴草草做补贴。有一天，母亲神秘地从床下掏出一卷像纸又像布的东西，说：“赶紧烧了，都是祸害。”展开来看，那是我们孩子熟悉的国画：一幅是枯藤落昏鸦，一幅是文房四宝，其余两幅已记忆不清。记得从前每换季节，父亲总会挑出一幅来上墙应景。我惊讶道“这是我爸认罪书里写到的呀！”母亲忙制止我出声。
　　后来我和母亲把那画上的楠木轴部分抽下，画面为丝帛材质则卷起呈绳状，每次烧火蒸馍就一段一段往灶火里送。由于太长，一次不能烧完，就分多次去烧。烧了数月才算完事。造反派万万没想到柴火里还藏了猫溺，而我们家也省了柴火煤。
　　2001年我在北京琉璃场请教一老者，提供了那画的线索：如那画背面至少二十几方收藏印章，如那画内落款其某某夫人等。老者听后直说可惜。那画轴部分后来由我哥哥做了几根橄面杖，一直用到现在。共产党扬言“打天下，坐天下”早成想当然事理。直接导致的是对外炮火连天，对内勾心斗角。抢了马步芳，在文革中又被自己人抢去。恶恶巡回，复而又往。他们执掌一天，这样的日子是不可能完结的。这也是父亲到晚年为何痛恨政治，一心只做职能事的根本原因。尽管这种努力于事无补，甚而愚忠。

　　1949年后的17年间，中国凡经济不发达区流传一说法：要买东西上京津。“上”指上海，“京”指北京，“津”则指天津。以上所指多是直接关联民众生活的轻工业商品。北京和上海商品门类较均衡，包罗万象，方方面面均有涉及。印象深刻的标志性商品如北京的海鸥半导体收音机、北京牌电视机（挂牌天津所产）、稻香村北京糕点和果脯、时尚衣物尤其是鞋类；上海则有锰钢13型和凤凰18型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红灯牌交流电子管收音机和时装；天津较纯粹些，多以上档次的毛纺织品为标志，大概因了纺织工业的发达。当然天津的天津牌手表也为众目所瞩，和上海牌、北京牌鼎足三立。
　　综上，可略见计划经济之一斑。

　　那时候，凡去北京出差，总有代人买东西的任务。人类经济社会出现计划经济模式可说是人类历史的悲哀。而计划经济的罪魁又在于独裁专制制度。这种情形在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尤显突出。这与当今西方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计划与市场经济结合模式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前提不同。西方社会的一切经济模式统统遵循的是市场调节。而独裁社会为人的意志至上。权力者可以粗暴干涉市场。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包括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往往就是一个大笨蛋的经济。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上是集中力量办坏事，而且坏事办得更大，破坏性越强，乃至积重难返，直至最终崩溃。
　　1968年前，因为是国家统一计划。因此西安市连生产一颗衬衫纽扣都没有权利。我所说的衬衫纽扣就是传统的白色或黑色，有两或四眼的那种。印象中，那种纽扣均来自上海，因此纽扣的背面往往铭有“沪”字。不能生产纽扣尚在其次。西安还不能生产啤酒，不能生产冰淇淋。其它如眼镜、皮鞋、箱包、婴儿车，乃至盛产羊奶却不能深加工，千里迢迢运至发达地区加工后返销回陕。当然也有较大规模的轻工业产品如自行车、骆驼牌搪瓷用品、床上纺织用品、西安牌手表，以及工农牌头、铁锹，钟楼牌蚊香、钟楼牌冰棍等琐碎。而这些产品又严重依托于央级国防大厂，产量和质量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