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手头案子不少，筛来筛去捡了两样儿，年前去了趟中纪委。
　　给中纪委送案子，一个是要对口，不是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送的。所以后来才有了媒体的质疑“为什么要实名举报，岂不是为秋后算账留下伏笔？！”我则理 解，屁股太脏了，不得不捡大的先办。“实名举报”就成为不得之而为之的举措。其实对于已经进无前景，退无后路的冤民们来说，敢于实名举报的海了去了!
　　王岐山上任，办公室还在中央，本来嘛。中纪委监察部设了一间王办。王办里坐着为新调来的纪委干部。据说人还好，毕竟代表着王，举手投足，分寸有加。王 岐山上任不久，听各室头头述职，这在谁上任是必须环节。前一天，各室气氛紧张，大小头们都忙着撰稿。第二天一个接一个被谈话。
　　进去一个，王说不要念稿，稿子昨天不是已经送来了嘛，我都看了。现在就口述最好。后来出来的头头们大汗淋漓……
　　我的案子递给了某某。一个放上头，我说这个最对口，那个其次。心里其实都认为重要。
　　给中纪委直接交送案子在我不是头回。从前的事情是这么做的：某某当面看过，直接叫我去了监察部信访办。我带着当事人走过二三百人只多不少的一个访民队伍，被特别请进，又有一位头头请到密室细谈（很对不住那么多访民啊）……

　　手头案子不少，筛来筛去捡了两样儿，年前去了趟中纪委。
　　给中纪委送案子，一个是要对口，不是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送的。所以后来才有了媒体的质疑“为什么要实名举报，岂不是为秋后算账留下伏笔？！”我则理解，屁股太脏了，不得不捡大的先办。“实名举报”就成为不得之而为之的举措。其实对于已经进无前景，退无后路的冤民们来说，敢于实名举报的海了去了!
　　王岐山上任，办公室还在中央，本来嘛。中纪委监察部设了一间王办。王办里坐着为新调来的纪委干部。据说人还好，毕竟代表着王，举手投足，分寸有加。王岐山上任不久，听各室头头述职，这在谁上任是必须环节。前一天，各室气氛紧张，大小头们都忙着撰稿。第二天一个接一个被谈话。
　　进去一个，王说不要念稿，稿子昨天不是已经送来了嘛，我都看了。现在就口述最好。后来出来的头头们大汗淋漓……

　　拍摄高流恩这个人物并不是《在历史这边》这部纪录片的全部。因为那样很难，很难很难！
　　要想理清千头万绪的三线众生相，谁又能说哪个是主要？哪个不是主要？但我必须理出一条线索，否则无法开始。没有开始，就谈不上开始得好坏，也就全泡汤了。
　　三号当天，我抱着机器在高流恩家窝了小半天儿，就为了拍摄高家夫妻的日常起居，更希望捕捉点“隐私”什么的。为此事我先做许多说明。高流恩不是不拍，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说不知道就对了，就没有约束。但是高流恩就真的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这样的解释做了很久，直到高流恩似懂非懂。这么一天下来，镜头里的高流恩夫妇紧张是没有了，但也没有了戏。后来我就悄悄关了机器，但仍然抗着，装着在拍。不仅仅为省电，而是在反思自己和等待对方……

　　原本这家国企已经在2005年依法破产。之后发生的事情犹如一场大戏，一演就是八年，总也演不到谢幕。这不是戏演得好得不得了，也不是电视连续剧不演它四十五十集就不能算完。而是这戏的出演者实在聪明，总想借着省府的肆仟伍佰万职工安置资金做文章，居心因为不良，戏也就演得曲曲折折，偷偷摸摸……
　　这家老国企的破产职工也不闲着，他们为了自己最后的权益奋起斗争，整整八年。这期间上演了无数个没有硝烟的战斗故事，职工代表通过网络联络全国的公知、律师、维权组织；他们发布了不下百万字的说明真相的文章；他们也曾赴京赴省上访，也曾访到中央高层，但事情最终都被地方政府拖延磨平，不了了之。

　　所谓“最近制作的两部视频”是在我近日赴京前后无暇稳定伏案工作情况下赶着剪辑的小东西。都不长，一部十分钟；另一部仅仅七分钟。
　　虽然两部片子都短点儿，却深感其短得重要。同时想到今后可以多做如此尝试，即短、平、快。其实这是2007年以来我所一直在做的，现在只是一个高级形式的回归而已。

    　　喝酒的时候，总要让狄马唱上那么一曲儿。这是大家的意思，狄马回回不拒，有求必应，叫我真有福啦！
　　狄马唱的是陕北民歌，这是他所专长。有的人说听狄马唱，陕北民歌就多了些悲凉。有一次我对狄马说：假如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化，我们原本可以专心写小说，写自己喜欢的。我见狄马立刻应声，表示同感。忽然，那个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名论就冒出在我心。更准确讲，这个话应该这么说：因文艺而政治，还是因政治而文艺。
　　其实这个话题很难说清，不是脑子不清，嘴巴不溜，而是政治与文艺关系之下，分支太多，错综复杂。永远难能统一，难能标准。可是就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天下文艺定调，并且一定七十年……

　　这些日子，我通过镜头在看和在听这些老头老太太们的倾诉。算下来积累素材也已经有数十小时了。但只有到工作室里整理这些素材，得以回看它们的时候，我才是真正认识了一些东西。
　　我时常通过这些镜头里的人物之口听来这么些言语“我后悔了，后悔得咋咋了！”“我们那是不懂事，叫给煽火去的。现在叫我去，打死都不！”“我现在等于是苟延残喘，共产党是谁，躺倒床上几年了，一个也没见来。”……
　　我和这些老人是同属四十二年前被征招去往秦巴山中，修建襄渝国防铁路的三线学生。
　　2012年年末闯入我镜头里的这位是在一次隧道爆破事故中，一死三伤者其中之一。他的结果是双眼球直接炸出（据现场观察他是眼眶外吊着两只眼球被救出隧道的）。那年我们17岁，未成年，还是孩子！回到城里的他，娶了乡下来的妻子，两人含辛茹苦，20年不歇，靠在车站前摆地摊卖两毛钱一碗的“瞎子面”买回了自己独立人格的一生。他对着我的镜头也有后悔之说。但我尤其听来的是他对这个他眼里的黑暗世界带给他的印象的猛烈抨击和无情批判。

　　在一般人看起来，中国版图上稍嫌偏远的西北，西安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城市。不过当你深入其间，融入人群，你就会很快发现事实上这里非常活跃。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资讯传递已经不以距离衡量；和信息的接近不以是否零距来论。一切因地理而优先或是落后的看法已难站脚。
　　西安活跃着一批学者，这不愧于这个城市居国内大专院校数量前三之列声名。这也是为什么沿海发达城市学者与这个内陆城市多有学术往来的原由之一。再早这个城市的大学群里流传着“孔雀东南飞”的说法，是指学成者，用武当去发达的沿海和南方。现在这个情况有所变化，学子们开始对本地有了考虑。

　　十八大前后，整个中国社会对这个政党大会表现出强烈关注。我则坚持“可期待，不可寄托”。意指“期待”苦难百姓多少有个喘息瞬间，哪怕短暂；“不可寄托”则意味着它给予我们曾经的希望和失望，一样显得过多。它给予我们的超负荷承重，令我们已难忍受。
　　这是中国现今社会的特有现象，你很难说它正常。在民主社会政治里些微的变化乃至规模化转型都在宪政监控之下。而我们则取决于一个党的会议，一个换届和因为换届而更换了的党头儿。这叫我想起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冷笑话：假如毛泽东精神失常，核按钮会不会失控？事实是核按钮还未来得及失控，却有他那屋里的江青失控了，而毛又把和江的恩怨拉扯进了中国政局，后来的事情你知道。
　　十八大终于开过了，那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期待似该兑现了，而且这个传说中的兑现似乎也初露了点儿端倪。但伴随着运动式的摧枯拉朽的反腐行动，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欣喜和隐忧双重感受。

　　拍摄G已有仨月，跟着G形影不离，这也让G渐渐有了适应。
　　元旦前关机，我说阴历年除夕见，后来我就去了毛乌苏沙漠，去看我的那些个沙漠里的农民朋友……
　　新年初始，重新回到这座古城，我又马不停蹄去了“拍摄现场”，一些在沙漠里忽然想到的，一些换了处镜才有所领悟的新念头，叫我不敢耽搁，我去了这座城池里的某个地方，我惦记着梦想比照现实……

　　李淑莲（山东龙口市赴京访民）死亡前，是由龙口市政府信访部门来人“接走”的。李淑莲被接回龙口市以后就一直被信访部门非法关押，他的家人对此毫不知情。所以才有了李淑莲老公只身赴京寻妻一段。而李淑莲老公在京寻妻时，李淑莲已经被接回龙口信访部门秘密关押。
　　后来，李淑莲在关押期间神秘上吊死亡。
　　那晚上，荔蕻打电话给我，说着就哽咽。我则无言。我见过许多死亡，却从未听说有被如此报亡的，因为我生长在红旗下，和平年代，幸福着，无忧无虑。
　　那晚上，我脑子里就一直幻象出李淑莲的影子，彻夜难眠。

　　自2003年开始写博，至今九年。值此2013年初始，想到有半边生涯都几乎搁在了博上，不禁感慨：其间酸甜苦辣字字句句所记，远比写写日记来得重大。随意翻阅，就真似乎重新来过一回这九年。
　　有意值此盘点，好调整坐标，想想后来的事情，不想松松地浪费。
　　这样的博客现在我有13处，不知有没有可和我比比这个数目的。说起“多博”，实在又是一只故事。每每写博，一篇多发，累到骨节儿僵直，为只为对付网监。 一次和一位高级网管聊天，他说：每周五都必须有一个人去北京市新闻办开会，这个人叫第一通知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干这个，都不愿意去。他就规定 第一责任人或者第一通知员必须24小时开机。一个监管的负责人一部电话，要你和他们之间保持对话。这是日常管理……那么在突发事件时期他们就会采取突发手 段。比如说上头开会时期或者某个特定的日子，他们要求万无一失……一到敏感日，其实是相互都紧张。这边很紧张，那边也很紧张。他们会调用你的编辑去他们那 边上班，就和征用你的编辑一样。你必须派俩人去上班。直接处理，当场看到当场处理，是临时组建的一个队伍。另外一个就是对跟帖的监控，这些是很难控制的， 有时候干脆全部关闭，像论坛和一些显眼的版块，谁出了问题他们会整你呀。敏感时期，你就是说好话都不行，比如说某某领导人的好话都不行，这些领导人都成了 敏感词，干脆你就发不上去……过了这个时间大家就都好过，要是过不了你就倒霉……他是直接受国务院新闻办管。在中国日常管得最严的还是新闻办这个系统…… 上面是主线，还有两条分线。一条是信息产业部的，就是电信管理局，他基本上负责ICP的备案。还有一条就是公安的网监系统，他也有一条庞大的网络监测系 统。基本是这三条线。当然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渠道来达到监控，这些渠道是出于利益的保护，而日常的还是那三条主线……关于监控的事情，其实他一直在网端有监 控，比如思科呀这种……

　　钱云会出事的时候，我和刘晓原正在甘肃永靖回族自治州的山里对盐锅峡化工厂进行调查，时值元旦。
　　盐化厂维权领袖瞿明学关键时刻患病躺倒，等我们赶到老瞿位于刘家峡市的家里，见老瞿已被二下病危。盐化厂近五千名国企职工在一场企业政策性破产背景下被抛向社会已有一年半，职工们竟然在被蒙骗一年半后才偶尔截获消息，得知皇帝已经不要这个女儿了。按说省上为此划拨四千多万安置费也算是有所作为。却不想这几千万救命钱是交给了一家“中介公司”，名曰管理善后，实质上试图在救命钱里再做利润图谋。

 　　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从前，西北政法大学老校区有过一座雕塑，一部宪法上有一只地球。后来被网络盛传“宪法顶个球”，其寓意不言自明。后来迫于舆声，校方去掉了那只宪法上的球，网络遂哗然“宪法不顶球了”一时风传。瞧倒霉催的，后来校方干脆推翻雕塑。现在于原地重新塑起的雕塑是一位身姿挺拔的女郎，左手捧宪法，右手持利剑，女性胸部特征突出……想必如此无可挑剔，却从此“二奶要复仇”又不胫而走。
　　也就是这座雕塑的后边，坐落着西北政法大学的行政主楼。这是一座灰色建筑，尽管被重新装修，但仍然看的出它的历史痕迹，尤其是走在楼里阶梯上的时候，它的装饰和风格依然看得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色彩。
　　政法大学的年轻副教授谌洪果办公室就设在这座行政楼中。谌洪果于今年初发起“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项目。我为此进去过那座灰楼。
　　第一次见谌洪果，我就憋不住给他讲了一个关于这座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我走进那座灰楼的刹那间闯进了我的脑海……四十五年前，我在距离这所大学不远的一个小学读书。正值文革武斗期间，打砸抢盛行。作为我们这些只有13岁的男孩子来说，参与大人的革命尚且嫌早。但学校早已停课，父母又被关“牛棚”。我们这些闲不住的男孩子就借着革命的动荡，去各个大学偷书玩儿。作为13岁的孩子阅读的习惯还不算自觉，只是那些丰富多彩的书籍内容以及各种好玩的教具强烈地吸引了我。那时候西安南郊有几个“书霸”，号称藏书最多。最厉害的一个是西北局的一个初中生，据说藏书五十万，并且在乡下设了一座秘密图书馆。我的“藏书”没有那么多，更多时候，我是找一学校，翻窗入室，然后呆在里面一整天，到晚上天黑才悄悄翻出，却很少带书出来。

 　　据说关于笑蜀的段子很多。
　　张鸣写到过一条：笑蜀吃药，然后发现药瓶子上写着“摇匀后服用”5个字，于是就拼命地摇晃脑袋。
　　这个的确好笑，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认作幽默。
　　笑蜀走上政法大学讲坛的第一句话是说“不好意思，我生病了，嗓子嘶哑，感冒……”
　　我在镜头里边看着笑蜀尴尬地解释，知道接下来的他，兴许就要吃药，要喝水，然后郑重其事地“摇匀”他那颗装着药的脑袋……
　　笑蜀没有干那事儿，而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顶着那颗装着药的脑袋，义正词严，钢骨烈胆地慷慨演讲，全然不能看出有病！
　　2012年12月3日，笑蜀在西北政法大学发表演讲《公民社会与法制建设》。
　　到场的除了数百号学子外，有来自社会的作家、记者以及诸多好学人士。
　　下面是本工作室现场录制的纪录片。包含了笑蜀的主题发言和主持人，政法大学青年教授谌洪果的点评。互动部分将在下一部同名视频（续）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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