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在线博客（老虎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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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高流恩这个人物并不是《在历史这边》这部纪录片的全部。因为那样很难，很难很难！
　　要想理清千头万绪的三线众生相，谁又能说哪个是主要？哪个不是主要？但我必须理出一条线索，否则无法开始。没有开始，就谈不上开始得好坏，也就全泡汤了。
　　三号当天，我抱着机器在高流恩家窝了小半天儿，就为了拍摄高家夫妻的日常起居，更希望捕捉点“隐私”什么的。为此事我先做许多说明。高流恩不是不拍，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说不知道就对了，就没有约束。但是高流恩就真的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这样的解释做了很久，直到高流恩似懂非懂。这么一天下来，镜头里的高流恩夫妇紧张是没有了，但也没有了戏。后来我就悄悄关了机器，但仍然抗着，装着在拍。不仅仅为省电，而是在反思自己和等待对方……
　　我寄希望于时间的流逝，高流恩夫妇也许会开始习惯，恐惧减轻，直到忘掉跟前跟后的镜头……
　　收工后去了东关南街的一家羊肉泡馍馆，我对硬汉赖杜说：回西安一年，最喜欢到城里走走，到城里走走又最喜吃各式的小吃。一别陕西20年，干脆断了肉夹馍的念想，断了泡馍的念想。返乡路程一月，我骑车走过河北平原，后来穿越吕梁山脉，再后来就过了风陵渡黄河口，进入陕西又西去二百余里，直到在渭南城关眼前才豁然一亮，店家的牌子上写着：水盆羊肉！那牌子上分明如此注明。我竟然喜滋滋要抹把眼角的湿，我说，以后可以天天吃这些个啦。
　　后来住到西安城，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以天天肉夹馍为餐，以羊肉泡做羹。咂摸着梆梆肉的熏香、陶醉着辣子蒜羊血的酣畅……
　　赖杜就笑。我说个中滋味你不能想象，我真的就好像海外游子呢。
　　赖杜和高流恩同是本集的片中人物。他们不是对手，不演对手戏，但却两厢里有鲜明比照。这也是我所津津乐道的。“在历史这边”的四十二年里，这一对原本不曾相识的三线学生却都是从那一年的十七岁起步。之后他们在西安东城墙的一里一外演绎着各自不同的命运……好了，不想过多泄露纪录片剧情。我是想说的，是我一直找不到纪录片里两个人的关联，这个关联最终是一定关联一气的，却要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互不掺和。
　　这个关联在什么地方呢？这一直困惑着我。
　　我对赖杜说，镜头从大东门的墙头由外摇起：大楼、电线杆、远方天际的云，之后镜头翻过墙来，是东新街新楼和棚户区的拥塞，然后看到了远处街景的嘈杂，穿梭往来的车顶，网状电线，其间高高低低犹如线上音符的商家招牌，城市就有了动静。然后我说高流恩就住在那群楼里的一间……
　　这是多么庸俗的联想啊，我因此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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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的时候，总要让狄马唱上那么一曲儿。这是大家的意思，狄马回回不拒，有求必应，叫我真有福啦！
　　狄马唱的是陕北民歌，这是他所专长。有的人说听狄马唱，陕北民歌就多了些悲凉。有一次我对狄马说：假如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化，我们原本可以专心写小说，写自己喜欢的。我见狄马立刻应声，表示同感。忽然，那个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名论就冒出在我心。更准确讲，这个话应该这么说：因文艺而政治，还是因政治而文艺。
　　其实这个话题很难说清，不是脑子不清，嘴巴不溜，而是政治与文艺关系之下，分支太多，错综复杂。永远难能统一，难能标准。可是就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天下文艺定调，并且一定七十年……
　　不承认文艺观念的多元，不承认文艺可以独立，正是他们专断而否认普世价值存在的结果。在他们是要强硬把思想大一统，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并且只能为他们的政治服务，何其专断！
　　这里就有个偷换概念的过程。
　　在他们的文学史中所记录的历史、文学里，认为均有作者个人的政治思维结果，认为作者只代表一种观点说话，写人物，写事件，写社会进程。关于这点是我部分同意的，但是只有允许写资产阶级政治和写无产阶级政治同时存世——注意我是说“政治存在”不是为某个阶级的“政治服务”——才能保证文学的最高境界——人性至高。而只许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专横思想只能被认为是反人类普世价值，反人类的法西斯思想。
　　诚然，做文艺其作者难能将自己拔离地球而超脱，但不证明他就是为政治，尤其是为某家政治。而它所记录的貌似“政治”也只是政治在人物身上打上的标记，人物因政治而表现出生命多样。政治只能是人物背景，生活背景。一旦把政治孤立或者说剥离于人性，他就只剩下政治家的险恶用心了。关于这点，“无产阶级政治家”里也有同样认知。邓小平就曾说过“不能要求文艺家必须为政治服务”相似的话。虽然在我看那只是邓小平在某个场合下所做权宜之说，他们最根本的主旨仍然是一切拿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上述显然是不懂文艺的表现，而共产党从来没有懂得过文艺，他们也不想懂，这是他们的党性所决定了的。他们只是把一切都看做了可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工具。拿最近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莫言，这个在高度政治化社会里被压迫和扭曲了的作家，其获诺奖后在多种场合的言不由衷的表达导致社会评价褒贬不一。诺奖委员会给奖于莫，恰是对他所在国家政治干涉的批判，而这个国家的政治家们篡改了这些，他们十分勉强地选择性承认莫言获奖，实际上是在国内舆论上抢占制高点，假如对莫言作品认真研读，是要让他们恼火的。因此把莫言因几句言不由衷的说辞就轻易把他推向“讲话派”是我们的败笔。
　　在我们这个扭曲的时代，我应该允许言不由衷。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江姐那样的特殊材料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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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前后，整个中国社会对这个政党大会表现出强烈关注。我则坚持“可期待，不可寄托”。意指“期待”苦难百姓多少有个喘息瞬间，哪怕短暂；“不可寄托”则意味着它给予我们曾经的希望和失望，一样显得过多。它给予我们的超负荷承重，令我们已难忍受。
　　这是中国现今社会的特有现象，你很难说它正常。在民主社会政治里些微的变化乃至规模化转型都在宪政监控之下。而我们则取决于一个党的会议，一个换届和因为换届而更换了的党头儿。这叫我想起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冷笑话：假如毛泽东精神失常，核按钮会不会失控？事实是核按钮还未来得及失控，却有他那屋里的江青失控了，而毛又把和江的恩怨拉扯进了中国政局，后来的事情你知道。
　　十八大终于开过了，那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期待似该兑现了，而且这个传说中的兑现似乎也初露了点儿端倪。但伴随着运动式的摧枯拉朽的反腐行动，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欣喜和隐忧双重感受。
　　年前，西北政法大学青年终身副教授谌洪果发起的“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之CSC读书沙龙遭到上级（省政法委）借校方之手的干涉。我们暂且把它归结为十八大后，政策更替与行为观望的客观现象吧。但翻过2013年来最初的几天里，就接续了发生了引发舆论风暴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篡改事件”和《炎黄春秋》对前者事件表态而被封网事件。这又该做何注解？
　　元旦前后的几天，我在西部乡村里度过。虽然在沙漠里可以无线上网。但我的心思全搁在了《中国北方农村调查报告》一书的最后修订工作里。南周事件是在返回西安时才知道已经闹到沸沸扬扬。
　　《南都周刊》寄来了第49期，其中刊载了相关谌洪果大学读书会被阻事件的报道《谌洪果：把我当斗士，是最大的误会》。有人说谌洪果“你是斗士”。谌洪果回答“你以为我愿意和人斗吗，我只不过守住一个底线而已。”这话我信，而且不止一次听他如是说。这表现在谌洪果面对读书会遭受阻力，时不时有或停，或缓，或取消的想法。但谌洪果最终不能忍受的是校方对其作为教授应该拥有的大学正常教学活动权力的横加干涉这个底线。　　
　　谌洪果读书会事件里有一个底线，南周事件里亦有一个底线，南周的记者们要求的只是正常的，健康的，并且运行在阳光之下的新闻制作运程。而非违宪的，个人意志的，犬儒维诺的，听风看向溜须拍马怕犯错误掉官帽而不顾新闻真实，现实真实的底线。
　　一切磨难我们都可以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恰是最平常一句“说一套，做一套”。谌洪果所为不过是呼唤宪法之下的正常秩序。南周以及媒体们不过是呼唤宪法下的正常规则。这正是呼唤宪政回归的重要性。这个国家已经被一帮令人看不懂的利益者们绑架。每当利益与宪政冲突之时，便有专权领导着利益集团们粉墨登场。每当社会引发群体反应，他们就又会不惜违宪而行使为利益集团的保驾护航。
　　有一句历史词汇让我此刻想起：开门办学。这词儿被谁用不重要，重要的是意思准确。历史上的“开门办学”导致轻理论甚至反理论。学生们重新端起脸盆学习大寨贫下中农们土法丈量土地；中学里学算盘，课本开首印着关于知识青年下乡很重要的最高指示，老师则附会曰：下乡和贫下中农住一起，你就得为他们计算工分，因此学会打算盘很重要……
　　我现在又欣赏“开门办学”了。我对谌洪果说过：西安的学院很少和社会结合，学者很少和社会人士沟通。希望你的读书会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参加。高墙里的经院理论可以更多的接触社会实践以验证。西安和北京在这里就有差距。北京的访民可以轻松走进于建嵘的办公室，走进许志永的公民公司。亦可万人访民围着北大和孙东东教授进行阳光下的对话。在我亲身的经历中，我知道许多北京的南站访民的小本儿里都记录有大学教授、维权律师的电话。许多的学者在文章里都常有引述底层访民和社会弱势人员遭遇的文字。
　　在我看，这正是门内门外的事情。追溯其根本，它们源出于一个社会。出于一个有宪法无宪政的国体。有幸我在追问谌洪果对“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的解释中，听到的是谌洪果对此的深刻理解和长远规划。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以及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维权过程中，就有了谌洪果的影子……
　　谌洪果读书会与《南方周末》以及《炎黄春秋》的追求道路原本一途。这是我在2013新年伊始看到的最为振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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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G已有仨月，跟着G形影不离，这也让G渐渐有了适应。
　　元旦前关机，我说阴历年除夕见，后来我就去了毛乌苏沙漠，去看我的那些个沙漠里的农民朋友……
　　新年初始，重新回到这座古城，我又马不停蹄去了“拍摄现场”，一些在沙漠里忽然想到的，一些换了处镜才有所领悟的新念头，叫我不敢耽搁，我去了这座城池里的某个地方，我惦记着梦想比照现实……
　　G从小居住这城里，17岁被征招去了山里修路，成为少年劳工。三年后修完路返城时，闷罐子货车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停靠片刻，叫这些孩子下车去家里看看，然后重新拉着他们去了这城市另一边，百里之外的一座小县城。后来G在那个小县城里造纸，直到工厂破产。
　　34年后，G回到他出生的这座古城，现在他成了这座城市里的三无人员。
　　G今年59岁，G说明年（2013）三月要回趟县城，G说去办退休手续，办成了，从此才每月有了钱用，在这座城里活着才算有了底气。在这没钱的十多年里，G成了“啃婆子”的，靠的是老伴儿的每月一千元退休金。
　　G时常去街头捡拾饮料瓶子换钱。去年跟拍G的这个情景，引发一片哗然。有人说为什么G不去自食其力，卖菜、练摊儿，哪怕是去修皮鞋。对此我无言以对，我等待G的自己回答。G不会上网，直到阳历年前我随口说转达这些疑问。G表情淡然，不假思索道“那得求人，咱不习惯，捡瓶子不用看人脸……”
　　G居住的地方顺城，是顺着城墙的小街，名叫“鬼市”。从前这里多居穷人。日久，这里沿街形成旺市。城墙根儿上倚墙搭棚，贩售些奇怪物什，有被褥、枕头、石枕、席子；有车铃、车蹬、轮胎、车架；再有最多的是工具，钳子、扳手、葫芦、一捆捆的木把儿螺丝起子，一律有锈，却擦得铮亮；许多的东西带些可疑，你就是想翻了脑筋也不能明白它们昨天在哪里。还有更大更贵的如铝锭子、钢丝绳、成摞的麻袋、工业仪表头、甚至半架铣床……有老人说这些东西多是偷来，说抢来也不为过。做这样的买卖不用执照，因此兴旺。以至伴生出文化。因鬼市派生出的有餐饮、客栈、戏园子，亦有河南人搭起的唱戏棚子。戏棚子里就有年轻女子唱豫剧，听戏则有茶品，茶水如京城用大碗儿，一碗五毛钱。让鬼市的人们有了像模像样的人生。鬼市里也有暗娼，再六十年前有在野艺人声名天外，如“红红”、如“莺子”，戏、妓难分……
　　鬼市是聚集穷人的地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向往，坚信那里有绿林好汉。
　　鬼市如今叫了“小东门民间收藏品市场”。大概被公家收了编。貌似正规了的鬼市，却仍然没能摆脱令人狐疑的买卖件儿。顺城墙一溜儿摆开的石槽、门墩儿、拴马桩们对此也似乎哑巴难言……
　　我对G说，还没下雪呢，等下雪我们去你从前的老宅子。
　　G的老宅子在城南东岳门，文革中改了个红卫名儿叫“红庆巷”，是个半截巷。2000年，G回的城，四年后城改，被安置到鬼市附近。你不能不认识宿命，G的一生之圆，最终轮回值此，这里仍然是全城最底层人群的聚集地。
　　鬼市的北头接着小东门，这门原名“中山”，是冯玉祥所起。开辟此门，为的是纪念国民革命。就相关问题我问起过G，当然没有结果。我就去查看那门。
　　中山门城门还剩半阙，依门洞内墙靠着，厚五寸，高丈二，原木门扇儿依稀着岁月划痕，斑驳陆离着世事沧桑。我试图推推，纹丝不动。路人说已锈死墙上。中山门一并两门南北，分别取名“东征”“凯旋”。冯玉祥当年率师东征，出南门时曾留话：等北伐胜利，再打开凯旋门欢迎俺。后来时局万变，冯将军再未见回。
　　G说：西安的故事多得很，可惜了活一辈子也没有知道多少。我说这老门能到今天屹立不倒，定是前世修得。G说文革中全砸了！我说，共产党就是如此不明深浅。能够留此门在，定是他们睡了。保不准有一天醒来，看着不顺，还是得砸。G默声不语。我说扼杀文化者必被文化扼杀。G说一些深奥的咱看不懂，听不懂……
　　拍摄纪录片《在历史这边》是我今年的主要目标。而被我所拍者，对拍摄的一些选材其目的却不明就里。我对G说，你就走着，在路上，在雪天；你就和亲人谝（陕西方言：聊）着，谝琐碎，谝世相；你就愁着，愁光阴，愁缺钱花。G说那有啥意思？我说：42年前人不认识你，42年后人未必认识你。串起来一读：历史！这就是我们，和共和国同龄人的一生一世。说啥都不如说我们，说我们就是说共和国呢。
　　G点头，似乎明白。我决定尽早行动，拍摄中山门。拍摄中山门的门里门外，以及门里门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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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3年开始写博，至今九年。值此2013年初始，想到有半边生涯都几乎搁在了博上，不禁感慨：其间酸甜苦辣字字句句所记，远比写写日记来得重大。随意翻阅，就真似乎重新来过一回这九年。
　　有意值此盘点，好调整坐标，想想后来的事情，不想松松地浪费。
　　这样的博客现在我有13处，不知有没有可和我比比这个数目的。说起“多博”，实在又是一只故事。每每写博，一篇多发，累到骨节儿僵直，为只为对付网监。 一次和一位高级网管聊天，他说：每周五都必须有一个人去北京市新闻办开会，这个人叫第一通知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干这个，都不愿意去。他就规定 第一责任人或者第一通知员必须24小时开机。一个监管的负责人一部电话，要你和他们之间保持对话。这是日常管理……那么在突发事件时期他们就会采取突发手 段。比如说上头开会时期或者某个特定的日子，他们要求万无一失……一到敏感日，其实是相互都紧张。这边很紧张，那边也很紧张。他们会调用你的编辑去他们那 边上班，就和征用你的编辑一样。你必须派俩人去上班。直接处理，当场看到当场处理，是临时组建的一个队伍。另外一个就是对跟帖的监控，这些是很难控制的， 有时候干脆全部关闭，像论坛和一些显眼的版块，谁出了问题他们会整你呀。敏感时期，你就是说好话都不行，比如说某某领导人的好话都不行，这些领导人都成了 敏感词，干脆你就发不上去……过了这个时间大家就都好过，要是过不了你就倒霉……他是直接受国务院新闻办管。在中国日常管得最严的还是新闻办这个系统…… 上面是主线，还有两条分线。一条是信息产业部的，就是电信管理局，他基本上负责ICP的备案。还有一条就是公安的网监系统，他也有一条庞大的网络监测系 统。基本是这三条线。当然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渠道来达到监控，这些渠道是出于利益的保护，而日常的还是那三条主线……关于监控的事情，其实他一直在网端有监 控，比如思科呀这种……
　　足见多开博之必要！若是没有上头的直接招呼，网监就降格为网站自律。自律的尺度则各有不同，你因此可以至少保留一两篇博文被手下留情。东边下雨西边晴，正是。
　　最早2003年开播我是在“台湾地下酒吧（BSP）”，很凶险的一个名字。在那里写博，见跟帖多是些台湾腔，难免失落。不久后搬回大陆，落户 blogbus，至今九年。这也是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blogbus 首页顶端有“blogbus特别支持”的原因所在。只可惜blogbus自有立身原则。blogbus多少看来有点小资，宁可咖啡，不可大蒜，谈的多是时 尚国际，而我这匪徒就很是另类，如今能够保留下来，已经很是奇迹！
　　和朋友比起，我的博客被封杀的不算太多。搜狐封杀过一次，却时间够长，一 年；新浪封杀过一回，虽时间不长，我又注册了一个，却从此被锁角落无人问津。不知道是否有一门技术，可以叫你活着，又叫你活不茂盛。仅有偶尔撞入的零落访 客，探头探脑，疑神疑鬼，遂有电话打来，问是不是有人冒充老虎庙在新浪开博？
　　开博这事，最恼火就是不挣钱。2007年夏天，我一路骑车走五省， 一路写博。到西安后就有人惊异“这又不打粮”。言外意思：不挣钱何来动力？的确作为职业人，写博算是副业，即使写博不能打粮也有工资来补。而我这一介老夫 又何苦来着！其实不然，写博在我依然功利。自2005年前后始，中国社会矛盾迅猛激化。在压迫中逐渐觉醒的公民们开始将博客作为发声工具运用，从此博客复 原了它的平民媒体属性。我写博客，不再无谓。记得那时候起，我的京城居所开始不断有访民来访。有一次竟然有二十多位访民集结而来，一时拥塞小屋，商量后最 终派出两名代表进得屋来谈话。我的博文里开始不断出现底层蒙冤民众借我之口发声的情景。这样的情形持续达六年，直到我离开北京……
　　写博客不打粮的困惑在我从此不再。如此功利，重在社会，重在民族觉醒，重在大解放。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功利？
　　值此2013年的第一天，我做如上盘点。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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